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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魂奈若何 从鲁迅说起

2011-12-25 17:31    来源:魅力中国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的寓所里逝世。巨星殒落的噩耗传来,全国人民以及世界进步人民和文化界十分痛惜,在宋庆龄主持的鲁迅葬礼中,人们用一面白旗覆盖在先生的棺木上,上面绣着——“民族魂”……

  从去鲁迅化说起

  有人建议中小学教材中删除鲁迅作品,有人认为鲁迅先生投枪匕首的风格不适应当前的和谐社会,也有人干脆对这座文化上的高峰敬而远之。总之,阅读鲁迅的人越来越少了。在当下社会,我们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这位民族魂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今天谁还读鲁迅?

  今天谁还在读鲁迅?肯定有,但也许如孔乙己手里的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

  没和鲁迅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没机会耳闻目睹民族的深重磨难,没机会见证国人劣根性的极端表演。

  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不幸还是幸运。

  存在的意义被物质解构了,我们坐着欲望号街车从不满足的痛苦驶抵满足后的无聊,周而复始。

  从这个意义上,孩子们惧怕甚至厌倦鲁迅的文章是可以理解的。有关部门从语文课本中谨慎地删减他的文章也似乎很有道理。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符合其年龄段生理和心理特点的语文?为什么你们成年人都普遍娱乐致死,整天把玩成功学、消费主义和性解放,却非要欺负孩子,偏偏让他们去承受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苛责?

  这是一个文字奇技淫巧泛滥的年代,文以载道已被风花雪月淹没,叛卖、逼仄、窥伺、麻木、怠惰、骄横、懒散,猥琐纷纷披着人性的外衣登上大雅之堂,史称浅阅读时代。

  只要你认真烹制感官大餐,呈现光怪陆离的浮华世界,再佐以小文人的情调和才华,你就会被市场看中,可能在商业推手的精心包装下绚丽登场。

  这个时代文坛的盟主是金庸先生和有些过气的琼瑶阿姨,一男一女,倒也阴阳和谐。韩寒虽然有些玩世不恭,但文字倒有些鲁迅的味道,只是年纪尚幼,不好妄下结语。祝愿他开赛车时一定要小心——留住未来文坛的风骨和希望。可惜同样有锋芒的王小波走了,比鲁迅还嗜烟,更不珍爱自己的身体。

  我可以肯定一点,没活在今天是鲁迅的幸运。其语言之文白交织,用力刚猛,岂是今日崇尚阴柔绵软的读者所能接纳?何况他老人家“反帝反封建”的投枪匕首,又岂不是在破坏和谐世界的建设,加上老爷子喜与同行论战,并经常不依不饶,估计没打成落水狗倒被落水狗先咬了——著名代表梁实秋依旧PK掉他的作品入选课本了,据说更受孩子们欢迎。作协是不会欢迎这样的不能顾全大局、天天得罪人的同志的,他根本没能力也不屑创作为时代颂歌的主旋律作品,怎么混呢?

  也许,让鲁迅先生绝望根本不用这么复杂——他参观一下现在天天曲解其作品的课堂,就可以容忍孩子们对他的厌倦了。他独特的人文关怀被误读成革命理想,文化语境被扭曲成政治语境,他的文章既丧失了审美,也失去了价值的光芒。

  所以,今天语文教育遇到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增减鲁迅作品,而是如何让孩子们感知其文字的灵魂,以及血性的、刚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人风骨。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年代,人们有喜欢金庸、琼瑶或者梁实秋的作品的权力。这是捍卫鲁迅的前提。

  但走下神坛的鲁迅作品却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文本。

  在一个人性底线被欲望经常击穿的年代,鲁迅作品的使命远远没有终结。

  铭记这个“向来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作家,他是这个甜腻腻时代的盐。

  “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地球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则是毫无希望的奴隶之邦。”(西安日报/石述思)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速朽”,因为当人们对他完全淡忘的时候,就是他所担忧的那些问题不再存在的时候。可是不知是幸运还是遗憾,鲁迅先生在当今依然是不朽的,他笔下刻画出的那些丑恶依然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上活跃着,我们仍然需要这颗名为鲁迅的良药。

  看客不死 鲁迅不灭

  这几天,佛山两岁女童被汽车碾压18路人袖手旁观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几乎展开了一场关于道德的论战。很多人开始惊呼,这么多年过去了,国人还是鲁迅笔下那种冷漠、阴暗的“看客”。

  鲁迅究竟是不是已经过时,这个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人讨论。但事实上,当我们正视现实的时候,却发现我们比任何时代都需要鲁迅精神。

  鲁迅精神涵盖的范围很广,批判精神当然是其中之一,复旦大学学者陈思和曾经告诉记者:“鲁迅对于人性的洞察力和剖析非常深刻,这缘于他亲身的实践。”

  鲁迅长孙周令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鲁迅那种理性批评的精神对于现代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认为,现在我们也能听到一些批判的声音,但却缺乏理性的成分:“任何时代,不仅需要建设者,也需要批评者。哪种社会都需要监督和批判的声音,都需要发出这些声音的知识分子。鲁迅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一直坚持着理性的批判。”

  除了批判精神以外,鲁迅的独立思考、以及反奴役的战斗精神等同样值得我们去继承。著名鲁迅研究学者孙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反奴役的战斗精神是鲁迅精神的核心,他说:“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能真正提供精神自由和反奴役意志资源的,也许只有鲁迅。”孙郁指出,鲁迅一直提倡着“尊重他人的自我”。这种理念在今天尤其重要,现在很多人有了自我,但却没有了对他人自我的尊重。

  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性,要实现这个目标,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鲁迅精神。(刘琨亚)

  我谈“堕民”

  鲁迅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谈》里,唐包先生曾经讲到浙东的堕民,并且据《堕民猥谈》之说,以为是宋将焦光瓒的部属,因为降金,为时人所不齿,至明太祖,乃榜其门曰“丐户”,此后他们遂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

  我生于绍兴,堕民是幼小时候所常见的人,也从父老的口头,听到过同样的他们所以成为堕民的缘起。但后来我怀疑了。因为我想,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况且看他们的职业,分明还有“教坊”或“乐户”的余痕,所以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还有一层,是好人的子孙会吃苦,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成堕民的,举出最近便的例子来,则岳飞的后裔还在杭州看守岳王坟,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的生活,然而秦桧,严嵩……的后人呢?……

  不过我现在并不想翻这样的陈年账。我只要说,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这解放就在雍正年间罢,也说不定。所以他们是已经都有别的职业的了,自然是贱业。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毕便走,而且有颇多的犒赏,就可见是曾经解放过的了。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七月三日。

  (本段节选自鲁迅《论中国人的国民性》)/深圳晚报

 

  鲁迅的遗产怎样继承

  覆盖在鲁迅先生棺木上的民族魂之旗是热爱他的人们对他的认可。而盖在鲁迅精神上的民族魂之旗却将他渐渐变成了一个冰冷的符号。人们擎着他的大旗批林批孔批水浒批国学论争不休,而鲁迅所批判的那些问题却依然顽固地存续着……当代的鲁迅迟迟没有出现,鲁迅的精神遗产该如何继承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今年的9月25日,是鲁迅先生130周年诞辰,恐怕也是他最安静的一次纪念日。遥想先生的120周年、110周年、100周年……乃至更早的“逢十”诞辰纪念,无不声势浩大,鼓乐喧天。其间的情境反差,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与现实走向的变迁。在鲁迅的战斗性和尖锐性屡受质疑的今天,我们如何重估鲁迅传统的价值?他的思想和美学与我们的当下存在有何关联?我们能否葆储他最珍贵的遗赠,而不将之随风丢弃?我们能否体认他惨淡奋斗的平生,而不逃避自身的困境?基于这些问题,本版特别刊发学者孙郁的纪念文章,并向哺育了我们的130岁的鲁迅先生,献上心中的感激与爱敬。

  鲁迅传统是一种失败的文化形态?

  在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反思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仪式。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指古代的传统,也包括现代的传统。近十年来,学界有人把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化看成失败的形态。其实这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狭隘的视角,鲁迅的遗产实际上一直在文化的进程里涌动。它与胡适、李大钊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对比,在诸多合力下,推动了新文化的进程。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文化的根本点上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儒家的秩序被个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革命理论所颠覆,现代性的因素渐渐出现在各种文化符号里。鲁迅的那些鲜活的、带着斗士气和智性的文本,在基本点上偏离了古代文化的主流,代之以人本的、个性的思想。不仅在阶级斗争严酷的过去,他的思想启示了无数的革命人,即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鲁迅的那种非物质而张灵明的精神意象,依然被无数知识分子所喜爱。鲁迅当年期待的“立人”、“人国”的世界,还在进行之中,他的话题也相应在进行之中。这个把旧文明吃人的本质还原了的作家,经过一生的挣扎与奋斗,拓展出了一个新文化的路径。

  鲁迅思想对人们认识历史中的难题,启发巨大。王学泰讨论游民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就有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某些思路,是带有鲁迅的一些痕迹的;林贤治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述在深层是回荡着鲁迅的声音的;钱理群对思想史的思考,是一直以鲁迅的思想为参照的;邵燕祥、蓝英年的写作,细看是流动着五四的激情的。至于美术界,吴冠中、木心、陈丹青对绘画深层领域的顿悟,多少有鲁迅的影子,有时候甚至颇为明显。文坛之外的人们对鲁迅的看重,并不亚于文学界。鲁迅研究不都是现代文学界特有的现象,事实是,他在整个中国文化史的框架里,是无法回避的存在。

  但是,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鲁迅的战斗性、尖锐性开始受到质疑,以为把精神生活的宁静打破了。早期喜爱鲁迅的王元化,就不再喜爱那种批判理念,李慎之也由欣赏鲁迅走到怀疑鲁迅的路。中国的一些学人认为,鲁迅对儒学的偏离,从根本点上破坏了文化的品质,要为百年间的非理性文化的泛滥负责。中国文化是摆脱鲁迅还是走进鲁迅抑或改造鲁迅传统而发展,没有一致的看法。如何对待二十世纪以来的新文化传统,将其系统化地整理、研究,便显得颇为重要。

  应在什么层面继承鲁迅的遗产?

  重新审视鲁迅,可以发现他的认知的盲点和历史的局限,比如对一些人物的判断,对域外文化的理解,因材料的限制而表述不周延,他晚年对事物的认识还有简单化的一面。但没有一个中国文人具有如此深切的精神力量,在思想品格、人生境界、审美快感上给人如此丰富的影响力。鲁迅的传播与影响,是自孔夫子以来最大的事件。从此,我们的文化路径,开始转航。人道主义与个人精神,社会大同与温情的梦想,已经深入人心。

  从文学、历史、政党文化等方面,全面梳理文化人鲁迅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关系,颇有意义。鲁迅精神的特质是什么?他如何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和革命的进程?作为一种精神的底色,如何进入到社会改革者的语境里,并对文化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涉及到变革时期人们对鲁迅的借用,也有对他误读的解析。鲁迅与他的时代以及后来的社会思潮,形成了一种深度的文化关系。他不仅进入到文化的先验认知形式里,重要的在于,他成了继孔子之后,深刻影响知识分子人格的一种精神参照。这个参照同样进入到政治层面,对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有不同程度的暗示力。它在文学、社会学、艺术学、政党文化里,都有值得深思的内涵。

  从更深的层面上说,鲁迅的思维方式与语言方式,奠定了现代精神史的基本路向。正像康德规范了西方后来的文化走向一样,鲁迅对中国社会自我更新机制的形成,也具有相当的启示力,甚至成为知识阶层一个 “先验存在”。鲁迅在哲学层面上,展示了人的有限性问题,让人意识到克服有限而趋往无限的选择的悲壮性的价值。在美术史上,他将新兴的版画运动置于民族解放的途中,找到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性。在左翼文化运动中,他的告别象牙塔的时间理念,使其命运与大众命运结合在一起,有了异样的力量。在教育的建立中,其培养“好奇心”的理念和怀疑主义理念,都暗含着他乌托邦的理想。

  研究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其实是寻找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坐标性的存在。古文如何被白话文所取代?士大夫气如何让位于社会关怀的情怀?直面现实的理念如何取代了象牙塔的迂腐之气?人们如何接受了五四遗产并改变了五四的路向?当下文学生产为何不断从鲁迅那里受到滋润和启发?现代学术怎样在他那代人手里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的文坛为何难以超越鲁迅的传统?一些偏执的文人如何依傍着鲁迅又在远离着鲁迅?鲁迅的非孔理念是对还是错的呢?我们究竟应在什么层面继承鲁迅的遗产,并把这份遗产置于当代文化的建设中?都值得深思。这些思考不仅是回答历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现实文化的追问。它对于我们继承五四传统、建设新的文化无疑都有参考价值。

  鲁迅的哪些价值是儒家传统不能给予的?

  在与鲁迅作品相逢的时候,其实是拷问着我们自己。九十多年间的文学史,有创造性和现实情怀的人,多少都和鲁迅的精神逻辑发生关系。中国旧的文学奴性过多,士大夫者流只会说着空洞的自慰的话,全与真的人生无关。鲁迅所介绍的作品,几乎都是心灵深处的喷吐,或直面现实,或拷问内心,显出精神的深。而且他绝不以士大夫的口吻叙述和转述对象世界的思想,一直试图转化出新的语序和新的逻辑表达方式。越到晚年,他越自觉地和自己旧的表达习惯相背离,译文也越苦涩难懂。他试图创造出严明的语句,希望以此增添汉语表达的丰富性。这是他一生最悲壮的语言试验,梁实秋、李敖攻击他的语言不通,用的是常态人的逻辑。而鲁迅在思想和审美上,向来是反常态的、向极限挑战的人,创作如此,翻译也如此。

  当我们认真回望这些历史的时候,就会感到,对鲁迅的描述关联着文化的敏感地段,是对精神史的穿越。它不仅涉及一个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也包括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索。在这个思考过程里,我们将面临一种知识结构的考验,一种对真实的灵魂如何把握的挑战,一种综合判断力的试验。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中,鲁迅的哪些存在含有瑕疵,哪些具有镜鉴的价值,哪些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鲜活的基因,都将在史料的穿梭里被拷问、追忆和选择。

  我们今天的生活里,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愉悦是分享了鲁迅那代人的恩泽的。比如以幼者为本位,而非以长者为本位;以多元互补反对单一色调;以牺牲精神代替享乐主义;自由恋爱而非父母包办;真实地做人,坦率地对话等等。而他揭示的许多精神病象迄今也未被国人所注意:比如大中华理念,自欺与欺人,主奴心态,“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做事的虚无党”等等。面对鲁迅遗产,才知道先辈为我们铺垫了一条通往自由与民主的道路;也因为有了这样的起点,我们才懂得现代化的路还很漫长。

  鲁迅与二十世纪的话题将提示我们对自己的民族传统需批判地摄取,也提醒我们不断和自身的惰性与有限性抗争。光明磊落的而不是委琐自私的,一丝不苟的而非似是而非的,忧患与大爱相兼而非自娱自乐的,以人为本位的而非以反人道为本位的。鲁迅的研究不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中的停歇,而是一次没有终点的跋涉。他的思想永远在奔流着,不像许多思想者把自己的学识变为一个湖泊,静止在历史的角落。鲁迅在身后一再被人们所提及和呼应,乃因为这智慧的流淌不断冲刷着我们躯体的积垢。他的新鲜的语态,使其文字一直没有过时,那些篇什仿佛是对今人的讲述,在我们的心头流溢。

  研究这段历史,才知道我们许多人已经被污染,才知道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畅想,而是流血流汗的劳作。这些价值在孔夫子的遗产里难以找到,在四书五经里也难觅痕迹。鲁迅那代人,在殉道意识中,在悲悯的情感中,确有孔子的基因。可是另一方面,他开阔的视野,那种科学理念和人本主义的理念,把我们锁国的铁屋子打开了天窗,呼吸到了现代人的自由的空气,我们的文化进入了光明的通途。这是传统儒学所没有的。古代的遗产固然重要,而鲁迅与五四遗产同样珍贵。以他为代表的新文人的传统,还远没有被继承下来。与儒家文化比,鲁迅传统的价值,可能更大。因为它不仅建立了新的现代性的形态,重要的是,它不断提醒人们,不要成为现代性的奴隶。人只有在创造中自由地飞翔,又不断提防自我的迷失,才可能进入自由之途。这也是孔夫子的遗产中所没有的存在。也由于此,阅读鲁迅,其实是对我们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的一种反观,那其间的挑战性和现实性,将检验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还不能和他近距离交流,那么我们对自身和对象世界的认知就会依然模糊不清,我们也就不能创造出比他还要深切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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