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壮歌——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

　　

作者 李佩山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讲到长征的意义时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题记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题记二

导语

为了完成红军长征追踪这项艰巨而神圣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韧不拔、顽强不屈，一往无前，虽多次命悬一线、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终于用钢铁般的意志，克服千难万险，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荡气回肠的生命壮歌！

他叫罗开富，是继中国工农红军之后，国内外唯一完全按照长征原路、同样也是用时368个日夜、翻越全部雪山、横穿草地中心沼泽走完两万五千里的人；是我国唯一被国际上称为“在中国，不，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是唯一先后在2800多位向导、陪同和240多位医务人员签名见证下，每天写一篇见报稿件、每天写下日记的记者。这些稿件和日记已分别结集成书《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和《红军长征追踪》（上、下集）。清华大学等高校把《红军长征追踪》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与哈里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定为新闻系学生的必读书。

长征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罗开富受《经济日报》社的指派，于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红军长征路线徒步采访。在漫漫征途中，他矢志不渝，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了大腿骨折、急性黄疸性肝炎等生死考验，终于翻越了长板、仓德、打鼓等雪山垭口高海拔地区。走出草地后，中央军委于1985年8月28日，专门向罗开富发来贺电，鼓励他发扬红军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勇往直前。

1985年10月19日，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罗开富沿长征路线采访胜利到达终点吴起镇》的电讯。1985年10月20日，《经济日报》在报道中写道：“罗开富这一年零三天的采访实践，是我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他将以一年内徒步里程最长、发稿数量最多的记者而被载入我国的新闻史。”

截至2026年9月，罗开富已先后十次重走长征路，拜访健在的老红军，拜谒红军烈士墓，看望慰问当年帮助过他的恩人，走访沿线人民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做人民之所需。他曾和中国慈善总会新闻界促进会的同志一道赴贵州省，对红军走过的30多个县调查12岁以下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情况，并筹集800多万元资金，把200多名儿童患者接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海军总医院和空军总医院治疗，由亲属陪护治愈后，全部返回了家乡。

“一场报告”的感受 刻骨铭心——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一）

2026年8月6日下午5点多钟，夏日的余晖依然炽热，我与罗开富老师进行了短暂的电话交谈。“罗总编：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采写您的那篇作品，根据您的修改、提示和对我面对面的长谈，又进行了认真的充实和完善，请问下一步怎么处理？”“好。我们有着铁道兵战友的宝贵情谊，我完全相信你的人品、文品和作品。因此，你现在就可以自由地向媒体投稿了。”

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初次见到罗开富，是1985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市北蜂窝3号《人民铁道》报社会议室，掌声阵阵，暖意融融。正在报社学习期间的我，有幸同报社编采人员一道，聆听了刚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徒步采访，凯旋不久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的专场报告。

气宇轩昂、眼光深邃的罗开富，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地讲述，大伙被深深地吸引，都全神贯注地听着，会议室里没有一丝杂音。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唯恐漏掉一字一句，仿佛被他带到了事发的现场，时而屏住呼吸，时而热血沸腾，时而热泪盈眶。 

“我从于都出发后，第一天走下来，脚上就磨起了血泡；第二天更重；第三天写完稿子，发现脚上的血泡和袜子粘连在了一起，脱不下来。剪掉袜子，碎片依然粘在血肉上……”

“天亮前，于都祁禄山村民肖锡美找来医生给我的伤口消毒，在脚上包了3只大口罩。老乡们送来连夜赶编的大草鞋，我连忙穿上，继续上路。”

“我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极满。凌晨3点多在乡邮电所用明码电报发完稿，睡不了几个小时，7点多又上路了。中午饭在沿途老乡家里解决，也是绝佳的采访时机。下午继续徒步到日落，平均日行35公里。”

“晚饭依旧是采访。到了夜深人静的11点，我才开始写稿，因为笔头慢，经常要耗到凌晨两点才能写好。就在他们支起的帐篷里，我顶着严寒，裹着被雨水淋湿的衣服，架起发电机和电台，在瑟瑟发抖中写稿、发稿……”

“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困难之多超过想象。单是为了每天的发稿，就发愁通讯设备落后。草地里空气稀薄、气候寒冷、没有一棵树，遇到狂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环境更为恶劣。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心无人区的沼泽地。”

“草地腹心地带是沼泽，我们一行走了8天。为了发报，每天都要竖起8米多高的铁杆，架上30米长的天线。有一次，大家冒雨架好天线，正在固定时，突然一阵狂风把天线和铁杆吹倒，导致多人受伤……”

“爬雪山时，我们张开嘴巴大口喘气，一步一步往上登，越爬越感到呼吸困难，头晕目眩。当我走到当地人称为九岗十三坡处时，突然觉得拼尽了全身力气，身不由己地跌坐下来。我当时想着：赶快站起来。可就是没一点力气。意识也还清楚，想到聂荣臻告诉过我，爬雪山千万不能停留，许多红军都是因为一坐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可这时想归想，就是力不从心，我只好任由它去……”

“在和平时期，走长征路就困难重重；当年红军长征时，那情景难以想象有多么艰难！在贵州黎平高洋寨雪山冰凌路段，一连行走了65天的我，连人带铁皮照相机摔下悬崖，致使左腿骨折，相机铁皮刺进了锁骨。这时，一位侗族老人，用铁钳给我拔出刺进锁骨的相机碎片，帮我擦拭完药酒，包上了草药。于是，我点着蜡烛，坚持写完了稿子。”

“有人劝我停留几天治伤，也有人建议我骑马前行，但见我一个劲地摇头、硬要坚持，就特意赶制了一根铁拐杖。这根陪我走完了长征路的铁拐杖，最后竟然硬生生磨短了五厘米之多。”

“由于那些天贵州黎平和周边的四五个县经历了暴风雪，电线、电话线全部冻坏、冻断，寨子里的两位老乡爬山越岭历经风险，走了7个多小时，到湖南省境内一个乡邮电所才发出了稿件。”

“寨子里派来的两位身强力壮的侗族向导石光智和周修琦，专门为我制作了镶上冰刀的一双拐棍。因为我的左腿疼得不能着地，完全靠他们扶着向前移动。特别是在翻越高洋一段20多米的窄路时，我们竟用了1个多小时。”

“这段路不足一尺宽，上面都是冰凌，比玻璃还滑，左边是峭壁，右边是10多丈深的崖谷。架着我走？3个人并排走宽度不够；让我一个人走？只能一条腿着地，根本掌握不了重心，别说走路，就是站也站不住；退回去？这里只有这一条当年红军走过的沿山蜿蜒小路，红三军团过这里时，我军的一位干部和一位战士，不幸牺牲在了此段路上。”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为了学习和纪念红军先辈，向导们用绳子把我裹起来，用‘前拉后推’的办法，把我送过了这段路。”

“1984年12月3日夜，我住在广西资源县油炸坪的寨子黎志平家，伏案写稿时突然昏了过去。他和妻子李清珍用力掰开我的嘴，给我喂了凉开水。李清珍还放下怀抱的婴儿，连忙去找乡长孙昌军，请来了中峰乡医院院长赵生知等医生为我治病。凌晨两点多钟，我苏醒过来后，他们给我点了5支蜡烛，我又坚持继续写稿。”

“1985年元旦，按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时刻过江后，天就要黑了，我还要一步一拐地走20多里才能到达宿营地。若是平时，我当然是赶夜路，但这天我发高烧、伤腿越发肿痛。两位苗族陪同劝我：‘您就顺路搭车吧!’‘可不行，这是徒步所不允许的。’”

“后来，他们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黄昏时，用车把我送到宿营地治病和写稿。第二天清早，再把我送到乌江渡口，扶着我把这段路走完，再赶当天的路。就是这样，每位向导陪我走完一程，交给下一段向导时，都认真地在我的本子上签名……”

“曾陪同我走过一段长征路的向导曾诚，1985年6月2日临别前这样赠言：‘在未接触你之前，我是绝对不信的。除了每天徒步长征，还要不间断地伏案写稿？现在事实就摆在我的面前，我百分百地信服了。你的毅力和精神，将鼓舞着我在工作上更加发奋和努力!’”

“在瑞金我采访顾玉平时，这位当年给周恩来牵过马的老红军对我说：‘你真要走长征路？那就要学习红军，不要怕死，要坚强，要相信沿途党组织，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没有这几条，红军能走到吴起镇？你能走通我们当年走的原路？’”

“所谓当年红军长征走的原路，多是迂回在山间的背阴处，少有人经过的险径。我在走时依然能体会到，红军在敌军围追堵截下的艰辛。一路上数次遇险，但是当地老百姓和向导又数次把我救起。”

“在渡赤水河上游云贵川交界处的倒流河时，我被卷进了冰雪汇成的洪流，被冲走了五六米远，是四川叙永县的李永祥、贵州遵义的刘中宝等5人，奋勇把我救上了岸；在夹金山，我掉进雪坑，是解放军战士杜宝玉，极力把我拉了出来；在打鼓雪山，下坡太陡，我不慎滑倒，从半山腰滚落30米，是先下山的严木学等5位藏族向导，一起设置的拦网把我接住……”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进入草地腹心地带，我才意识到它确实凶险。首先是气候变幻莫测。通常早晨是5摄氏度左右，中午20摄氏度，如果出太阳就升到30多摄氏度，如果没太阳又下了雨雪，到半夜就骤降到0摄氏度。”

“其次是沼泽地行进艰难。这些沼泽原本是一片草地，不知从何时开始，因千年流水冲刷，草甸变成沼泽，留下草根密集的泥墩。泥墩上长满齐膝深的青草，墩与墩之间距离不一，全凭自己估计：跳得过去就跳，跳不过去或跳不准，就会落入深浅不一的泥潭中。”

“1985年8月10日，我和阿坝州报记者丹泊、红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敏卓·阿塔尔及红原县色地乡人武部长马胡托等一行11人，带着电台和发报机、发电机、支天线的钢架、柴油、帐篷、米面油盐、锅瓢碗筷及烧饭用的干牛粪等用品，走进了茫茫草地。”

“8月17日下午6时许，我们进入了日干乔大沼泽地。这里海拔3445米，面积很大，草深过膝。开始时，沼泽里水不深，走得还算顺利；不久，就有人陷进泥潭，靠抓住草，好不容易才拔出腿来。又走了几步，更大的危险发生了。”

“走在前边驮运电台、帐篷的马和牦牛忽然陷进了泥潭，它们越是挣扎，越往深处陷；大家赶忙跑到前面，迅速将电台和发电机等重要物件卸下来，背在身上或顶在头上，然后抢救马和牦牛；没想到牛马没抢救出来，人却跟着都陷了进去；大家站在泥潭中，发觉身体在慢慢往下陷，只好移动着脚步，以免在一个脚坑里继续往下沉。”

“阿塔尔看着这支正在下沉的队伍，一个劲地鼓励大家：‘现在第一要紧的是不要慌，不要绝望，要首先保护好电台和发电机。’他和一些人用手托着电机，杨政、熊文广等头顶着电台，阿布索、马胡托等保护着粮食、衣被尽可能不浸水，高大的丹泊扛着我装资料的人造革箱子，其他人在旁边拉着我不往泥潭深处陷。”

“这时，不知谁说了句：‘实在不行了，我们还得留几句话吧？’要在平时，这纯属逗乐，可在此刻，谁都心里明白。‘现在别想那么多，大家要想办法自救。’阿塔尔当时这样说，可事后却悄悄地向我吐露了真情：其实，那时他已找了一张纸，写上‘我们没有完成护送罗记者的任务’留给县委，还想着用塑料袋包起扔到了岸上呢！”

“牦牛腿短，没陷多深就被泥水呛了鼻孔，其中一头突然发脾气，挣扎着乱跳起来。丹泊和红原县色地乡党委书记阿布索，都是一米八多的个头，他俩眼疾手快，趁势将那头正在发怒的牦牛，从泥浆里往潭边猛力一推。牦牛乘势大发牛劲，死命往上爬去，尽管连连从泥坎上滑下来，弄得土块往下掉，但最后还是爬了上去。”

“丹泊抓着牛尾巴，也被顺势扯了上来。阿塔尔从泥潭里找到一团粗绳子，立马甩给了丹泊。丹泊把绳子捆在牛腰上，吆喝它往前拉；绳子的另一头绑着各种物品，由人托着往上移，我们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拉着绳子陆续上了岸，算是初步脱了险。然而，离完全脱险还远着呢。”

“在摆脱了泥潭的‘灭顶’之险后，面临的饥饿同样威胁着大家的生命。所有的盐巴、面条、作柴火用的干牛粪都泡湿了。我们劈了床板和几截木头，用仅剩的几根腊肉骨头熬汤，煮被污水浸泡过的面块吃。”

“木板烧光了，剩下的羊肉，我们就只好生吃。羊肉吃完了，我们就到麦曲河里戳鱼，切块生吞，边吞边吐。为了活着走出沼泽地，我们吐后还得坚持吃。直到8月22日，班佑寨的巴尔登等两名藏族妇女，送来两筐干牛粪和一小包盐巴，还有一些酥油、糟巴等，我们才算解了困。”

“当我们断粮、断盐已经5天，喝了5天雨水，这时喝上烧开的有盐味的茶汤时，本来已被饥饿和缺盐折磨得连讲话的力气都快没有了的藏族向导秋托，突然跳了起来大喊：‘啊！我们终于又回到了人间！’”

“难怪马胡托在来前和新娘子洛娃告别时，却哼起了那支令人忧伤的民歌：‘我从小就听妈妈说，想活命就莫进日干乔。自古到今朝，看到有的鸟儿进去了，到如今，还没有见风儿送出一片羽毛……’”

“据史料记载，在过草地期间，饥饿的红军嚼着火烧水煮后的皮带、枪带、马鞍等，甚至在人粪、马粪中寻找未消化的青稞粒。在荒无人烟的老山界，我们也体验了饥饿的滋味：一天粒米未进，把随身携带的药片、止咳冲剂分食一空，甚至吞下了仅剩的黄连素……”

“有人问我：面对那么多的艰难困苦，你不觉得苦和怕吗？我的回答是：虽然苦，但同当年红军缺吃少穿比，又算得了什么？至于说怕，除了天上没有飞机轰炸，地上也无敌人追击，更因为长征精神早已融进了我的血脉，有什么可怕的呢！”

“离开日干乔时，我面向草地跪下说：‘留在沼泽地的烈士们，请安息吧！你们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也是中国人民永远的精神追求。正是因为我们踏着你们的足迹前进，所以今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讲完，我和大家一个个泪流满面……’”

“我忘不了红军英勇杀敌的激烈场面，忘不了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血战，更忘不了宁可绞肠牺牲也绝不当俘虏的陈树湘师长……这些都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和矢志不渝、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

“1985年5月29日，经历了7个多月的行走抵达泸定时，我已经不成‘人样’：一米七六的个头，体重由148斤降到了98斤，瘦成了‘稻草人’。当年曾指挥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将军，专程赶来在此迎接我，随行的还有《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

“握着我的手，杨将军问安岗：‘你还让他走啊？’”

“安岗说：‘他说让他再试试，他是一名党报的记者。’”

“看着安岗，杨将军说了两个字：‘万一……’”

“安岗回答：‘已经安排了接替的记者。’”

“沉默中，杨将军把目光移向了我。我望着杨将军，坚毅地恳求道：‘再让我坚持几天，好吧！重走长征路是我无悔的选择。如果我真的倒下了，就请接替我的记者，一定要带着我的骨灰盒，继续走到吴起镇……’”

“两位老人的眼里，闪动着泪花，我也满眶泪水……”

“长征路上，我一次次地站在革命先烈们的遗骨前躬身默哀：‘安息吧，英雄的红军将士们！你们为了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我徒步长征路上遇到的艰难，绝不能同红军先辈们相比。但历经春夏秋冬、风霜雪雨、悬崖洪流，我切身感受到：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我一个人的长征，就有那么多人帮我，把我从冰河里拽上来、从雪坑里拉出来、从昏迷中救过来，才一步步走完了全程。回想当年的红军将士，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当中，不就是靠着革命理想、信念和百姓的帮助，才取得胜利的吗？我一路走来，愈发感觉自己的渺小、党的伟大、人民的伟大！”

“……”

罗开富两个小时的报告，深深地震撼了我们的心灵：他忠诚地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精神，才胜利完成了重走长征路的伟大壮举。

长征对红军是一次肉体的磨炼、意志的锻造和灵魂的洗礼。我们应当坚信：历经了长征千难万险的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往开来，顽强拼搏，就没有什么天大的困难不能战胜！就没有什么人间的奇迹不能创造！就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不能实现！ 

“一见如故”的战友 情深义重——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二）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就在聆听了罗开富那场令人刻骨铭心的报告一周后的这天上午，我虔诚地专程来到当时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繁华地段的《经济日报》社，拜访记者罗开富。

我们俩一见如故。他是那样平易近人：一边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下，一边为我冲茶倒水；听说我也曾从军铁道兵，他便亲切地称呼我“老战友”。而我则恭敬地称他“罗记者”，后来改叫他“罗总编”。从此，我们的交往就一直没有中断。

每次见面谈完事，我怕耽误他的宝贵时间，就想连忙与他告辞。他见我时常为工作东奔西跑，因熬夜眼里充满血丝，顾不上喝水，嘴唇干裂，有时还渗着血，总要坚持给我泡杯热茶，让我喝了才肯让我离开。怕我着急，他还边泡茶边说：“这是今年我家乡浙江湖州产的新茶，请老战友品尝味道如何。”说实话，这杯茶我喝到口里，暖在心上，充满了感激之情。这不仅仅是一杯清茶，更是他对我深切的关爱啊！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他的情谊日益加深。1988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到他的办公室，听说他因身体不适去了医院。那时没有手机，联系不上他。我便找上了他的家门，觉得见不到他心里就不踏实。于是，在他家门外我等了近两个小时。他和夫人鲁萍回来后，连忙热情地让我进家，并执意留我和他们夫妇及其女儿菲菲一起共进晚餐。

席间，他们夫妇俩唯恐我吃不好、吃不饱、喝不足，说着让我别客气，自己来，却不时地给我添饭、夹菜、盛汤。“你身体较弱，多吃点鸡肉，可以补一补啊！”“你嘴唇干裂，多吃些蔬菜，能增加维生素。”“再添些大米饭或是加勺汤？”“都够了。谢谢您！”他们妥妥帖帖地让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离席后，他带着我逐个参观了各个房间，又给我冲了一杯茶，招呼我在书房里落座，亲切地与我交谈了好大一会儿……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一晃38年后的一次交谈中，这次见面的前前后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还说因为我在他家门口的等候，让他心里着实过意不去呢！

他对我工作和事业上的鼓励与支持，是真诚而无私的。无论我是在火热的施工一线，还是在稳定的后方基地，乃至回家乡兰考县采写的许多新闻稿件，寄到《经济日报》社后时常被编辑采用。当他看到本报发表我的重大作品时，总是高兴地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对稿件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

1989年12月6日，我采写的长篇通讯《一位劳模妻子的奉献》，被该报一版转二版发表，还配发了独具匠心的编者按：“亲爱的读者，您看完这位劳模妻子和她丈夫的共同诉说后，有一种什么感觉？您是否从这位妻子的直觉、这位妻子的情感、这位妻子的想象和她丈夫对妻子的种种解释里，感到有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像叮咚作响的溪流一样，流进我们的心里？”

“妻子对丈夫奉献，丈夫对国家奉献，而将这种种奉献串联起来、汇聚起来，就构成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一种无坚不摧的精神和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有人的奉献，都应当是一首诗，各有各的闪光点，各有各叮咚作响的音符。在我们精神、理想、生活、情操的凝聚处，大家都可以寻找到共同的出发点。”

这篇作品荣获当年全国铁路好新闻一等奖，并在翌年《人民日报》社举办的新闻作品研讨会上获二等奖，被选入《铁路新闻教程》配发点评，被选入《铁路获奖新闻选评》一书，还分别在山东省委主办的《支部生活》、省政府主办的《机关党的工作通讯》杂志年度优秀作品评比中获奖。当我为之诚恳地向他和《经济日报》社的编辑表示感谢时，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是您稿子写得好，感动得编辑都流泪了，我们应该感谢您对本报的信任和支持！”

我的家乡兰考县，过去是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闻名全国的穷县，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生前工作、生活并为之献身的地方，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特别关注的地方。虽然离别多年，但是我对故乡、对故乡人民乃至故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浓郁的情感。宣扬兰考的变化，弘扬焦裕禄精神，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此，不管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后，我每次回故乡探亲，都千方百计地把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作品发给有关媒体。仅在《经济日报》就先后发表了《春风又绿兰考大地》《来自兰考的报告——写在焦裕禄同志逝世30周年之际》和《焦书记，您可以瞑目了》等作品。其中，《沿着老焦的脚印走——访焦裕禄同志的夫人徐俊雅》，图文并茂地刊登在1996年5月12日《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转二版，并分别被当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及中央电视台《早间新闻》节目转播。

我再次由衷地感谢《经济日报》编辑部，并由衷地请罗开富转达我的谢意。而此时作为《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的他却仍然一本正经地说：“人民呼唤焦裕禄，时代需要焦裕禄精神，我们《经济日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正迫切需要像您撰写的这样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品！”

理解、信任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在我任职期间的2005年5月24日上午和2009年8月2日上午，我曾两度邀请罗开富到山东济南为中铁十四局集团公司党委举办的新闻报道骨干培训班讲课。他均爽快地答应，并如期赶到，且尽其所能，曾以《伟大的事业 需要伟大的精神》为题，回顾了他徒步长征采访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给广大学员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罗开富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庞上，人们仿佛能够读到岁月留下的痕迹，苦难造就的坚韧，艰险刻下的勇毅。透过他那双坚毅、深邃和智慧的眼睛，我曾多次暗想：他到底历经过多少坎坷的道路，采写过多少感人的故事，奋战过多少笔耕的长夜？经过悉心观察，我觉得他的气质与集学者、战士于一身的文人闻一多先生有几分神似。

然而，最打动人们心灵的，还是罗开富从长征途中带来的那些感人肺腑的故事。这些故事使学员们有机会重温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感受这个浮华年代在逐渐流逝的瑰宝——“女红军赠被子心系百姓 老婆婆不忘情铭记半生”“享用珍藏腊肉却不知情 含泪硬付百元回报百姓”“连长训斥小红军 一针一线不能拿”等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强烈地荡涤和震撼了学员们的心灵。

“二万五千里所凝聚的红军长征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寄托着全国人民对党的信赖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在路上。”最后，罗开富动情地对学员们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艰难险阻、战胜强敌的英雄壮举，是无数红军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历史。” 

“长征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注脚和前仆后继追求光明与理想的象征，长征之路铸造的长征精神，更是革命先辈为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几十年来，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精神，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的事业，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长征精神！”

……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15年入冬时节，天气格外寒冷。在给杭州师范学院作红军长征传统报告时，罗开富突然出现大脑“短路”的情况，只讲到一半就再也讲不下去了。他被紧急送往解放军301医院，经检查发现是脑出血，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了三个昼夜，第四天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随后，他接受了麻醉、开颅手术治疗……

两周之后，我得知罗开富因脑出血住院的消息，便立即于当晚由济南乘火车赶往北京。天亮下车，就近在玉泉路国防大学招待所登记好住处，我就赶快联系探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秘书黎明发来信息嘱咐我：“您切勿前来医院，请在住处静候回音。”

“罗总编，当前的病情怎样？”我焦急得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在房间里不时地来回踱步，真是心急如焚……在胡思乱想中，到了下午将近3点。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您好，罗总编！”“老战友，我坐车已过301医院，再有几分钟就到你住的地方了，咱们一会儿见！”

不一会儿，在玉泉路国防大学招待所院内，我一眼就看到罗开富的脸上一片红肿。那是他做了开颅手术，尚未完全消肿痊愈，刚刚于当日上午出院。“您应该多保重身体，我是专程来看望您的……这让我心里过意不去啊！”

“您来北京，人地两生；伴着雨雪，天气又冷，搭车不便。我过来了，咱们见见面，不是也很好吗？”

“是……”

亲切的交谈，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近一个小时。“老战友，我要告辞了。”“您可要多休息……”我挽着他的左胳膊，缓慢而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出房间、送到楼下，让他的司机在停车场为我们照了合影后，才送他上了来时乘坐的小车。司机打开了后座右侧车窗，我和罗总编面面相觑，小车缓慢前行，他挥手与我道别：“再见，老战友！”

“保重，罗总编！”目送罗开富乘坐的小车渐渐远去，我的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我总是在想：时代赋予了我们神圣的使命，每个人的肩上都负有一份责任，每个平凡的岗位都需要敬业、忠诚与奉献，每项事业的成功都需要有一种精神。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如果我们都能以罗开富为榜样，学习他对工作无怨无悔地付出，对事业全身心投入，对理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没有做不好的工作，就没有闯不过的难关，就没有攀登不上的高峰！

“半条被子”的故事 感人至深——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三）

 “……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半条被子”的动人故事。

2020年9月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还不远千里，赶到“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考察调研。年已52岁的村民朱小红，是“半条被子”故事主人公徐解秀的孙子。习近平来到他家看望慰问。朱小红告诉总书记，这些年他和妻子参加了村里组织的蔬菜种植、厨师技能等培训，凭着一技之长实现了脱贫，又依托景区办起了民宿。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让人民翻身得解放、过上好生活。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他希望朱小红一家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离开朱小红家，习近平步行察看村容村貌。雨后的沙洲村青山滴翠，彩霞满天。闻讯赶来的村民和游客高声欢呼“总书记好！”习近平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深情地对乡亲们说：“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1年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40篇重要文稿里有3篇专门讲到“半条被子”的故事（见34页、151页、286页）。《中国共产党简史》第64页记述了这个故事：“ 红军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如今，在神州大地上，“半条被子”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发掘和传播这个感人故事的就是记者罗开富。

“‘记者同志，当年给我半条被子的三位红军姑娘，如今你晓得她们在哪里？’一见面，徐解秀婆婆就这样问我们。”罗开富深情地回忆说。

那是1984年11月7日中午，罗开富一行行至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一进村，一位小脚阿婆就始终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似乎有话要说。由于采访地点分散，直到下午3点，罗开富才抽出身来见了老人家。

阿婆名叫徐解秀，84岁，她告诉罗开富，1934年11月6日晚，长征中的三位女红军借宿她家。四个大人和一个婴儿挤睡在厢房里，床上仅有一块烂棉絮、一件蓑衣和三位女红军自带的一条棉被。

第二天下午3点，红军开拔，三位女红军执意要把自己的被子留给徐解秀，她不忍心，也不敢要。情急中，女红军就把被子剪下半条给了她，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

从那以后，年年的这几天，徐解秀都等在与红军分别的山脚下，一等就是50年。

听村里人说红军要来了，徐解秀欣喜若狂，结果是等来了采访长征的记者。她追问罗开富：“你能见到红军吗？”

“能见到。”

“你帮我问问，她们说，打败了敌人要来看我的呀！”说话间，老人已满脸泪水。

不大的厢房里，光线很暗，一张木床上架着几根竹竿。三位女红军走后，这里的摆设再没有动过。她说，三个姑娘长得很漂亮，不到20岁的样子，“她们说，等革命胜利了，会给我送一条新被子来。现在，我已经有被子盖了，只盼她们来看看我就好。”

时任汝城县党史办主任何志鹏和村民朱青松等几位老人回忆，红军走后，敌人把全村人赶到祠堂，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也被搜走了。徐解秀还被强拉踢打，在祠堂里跪了半日。

老人对罗开富说：“虽然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让我吃了点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那一夜，罗开富心情复杂，借着烛光，写下了题为《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的初稿。

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一版报道《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红军女战士十分牵挂。1984年11月底，谢飞代表健在的女红军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也想念长征路上的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要想办法找到徐解秀婆婆想要找的那三位女红军。”  

1991年农历腊月二十五，罗开富背着邓颖超等多位女红军送给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赶到沙洲村。然而，老人却在几天前刚刚过世。凛冽的寒风中，荒凉的山坡上，双手捧着崭新棉被的罗开富，伫立在徐解秀阿婆的坟前，禁不住泪如雨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地哭诉：“解秀婆婆，我来晚啦……”

七年间，罗开富和不少老红军为了寻找那三位女红军，尽了最大的努力，想等有了准确消息再来告慰老人。徐解秀的家人告诉罗开富：“您每次寄来的信件，我们都读给老人听，特别是当读到聂荣臻、萧克、耿飚等多位老红军将帅，委托转达感谢问候的话语时，老人都会默默地擦拭眼泪……”

罗开富说：“这也算是对她老人家的一种安慰吧！”

……

习近平总书记在沙洲瑶族村考察调研期间，走进“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了解当地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开展红色旅游和红色教育情况时指出：

——“半条被子”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当年红军在缺吃少穿、生死攸关的时候，还想着老百姓的冷暖，真是一枝一叶总关情！  

——“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出路在共产党主张的苏维埃红军，我们一定会胜利。今天，我们更要坚定道路自信，兑现党的誓言和诺言，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你们是在“半条被子”的发生地办的学校，你们从小就学习这些长征的英雄故事，看到这一点我很欣慰，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道路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会在你们这一代手里实现，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我们在这里给你们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你们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沙洲村地处荒僻的河谷，因河水裹挟的泥沙历年不断堆积，形成岸边大片的沙洲，故而得名沙洲村。如今的沙洲村，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不仅建成了“国家4A级红色旅游景区”，红色旅游业蓬勃发展，融红色文化、绿色生态、古色乡风“三色”为一体，美不胜收；而且还大力发展特优蔬果种植，形成了柰李、黄桃、翠冠梨、朝天椒、小黄姜等六大特色农业规模产业……   

人民群众的日子，正在越过越红火。沙洲村的村民们兴奋地表示：“半条被子”的故事，早已为全国人民所熟知；我们还要把沙洲村的故事，讲给全世界更多的人听，让“半条被子”的温暖，永远地传承下去……

“沿途百姓”的冷暖 挂在心头——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四）

红军长征沿途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怎样？已经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还存在着什么亟待解决的困难？奔走于长征路上的罗开富，时刻把这些问题挂在心头，进而流淌在他思考的笔端，披露在他饱含激情的文稿中，每天登在《经济日报》一版的连续报道里。

在长征路上采访，罗开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尽管走得十分艰难，却真实地再现了当地的情况和老百姓的生活。既有令人欢欣鼓舞的《富裕路越走越宽 好日子甜上加甜》《红军遗址处处见 繁荣景象日日新》《英雄城市披新装 遵义会议放光芒》；也有使人烦恼忧愁的《信息隔山外 毛竹烂山里》《收取五花八门费 苦了卖猪售粮人》《五里断头路 多年无人修》；还有让人喜忧参半的《有粮有猪有竹子 缺钱缺肉缺筷子》《禄劝发电多 无线送不出》《衣食足后盼入学 教师校舍难解决》等。篇篇新闻作品，来自基层群众，寓意在字里行间，无不旗帜鲜明。

在一篇题为《丰岩鸡的启示》的报道中，罗开富这样写道：“丰岩鸡已有300多年的培育历史，这种鸡长着凤头羽、玫瑰冠，公鸡颈羽呈红色，镶有黄边。公鸡和母鸡的腹羽为黑色，其余部分为紫蓝色。因为鸡的喙、脚、皮和骨都呈乌黑色，所以也叫丰岩乌骨鸡。据县里有关部门鉴定：……鸡肉鸡骨都可入药，有滋补、除湿等作用。”

为了这篇报道，罗开富可谓煞费苦心。那是1984年2月13日中午，罗开富走到四川叙永县的枧槽苗族乡。午饭后，乡里同志告诉他：“当地有个丰岩村，据传吃了那里的鸡可以长寿，那种鸡有着特殊的营养价值，该村高寿的人确实很多，我们刚才吃的就是丰岩乌骨鸡。”

罗开富细心地听着，并打破砂锅问到底。那天他计划要走110多里路，吃完饭就匆匆上了路。刚走出一百多米，他忽然转身叫住送行的人，还连忙跑过去说：“希望你们要发扬优势，请一些懂行的人好好谋划一下，把丰岩鸡作为乡里的拳头产品打出去。”

只见罗开富真诚地拉着对方的右手，左手拍着他的臂膀鼓励说：“这是一个好项目，我可以尽快帮你们在报纸上扬名，你们自己千万要重视和行动起来啊！”

1985年2月3日，罗开富来到赤水河采访，在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主要渡口，贵州习水县土城醒觉村的几位老人把罗开富拦住。看他听不懂当地话，一位叫赖名成的老人，蹲在路边，在罗开富的本子上写下一段话，大意是：50年前，毛主席带领红军过赤水有浮桥；50年过去了，现在什么桥也没有了，老百姓要过河，年年淹死人，盼望早日修一座长虹桥。

赤水河长近800里，上游是滇、黔、川三省交界，流到中游和下游则成为黔、川两省交界的界河。四渡不是在一个渡口，而是分别在土城、元厚场（当时称猿猴场）、九溪口、太平渡、二郎滩、茅台等6个主要渡口。这6个主要渡口之间相距约百里。红军四渡赤水的渡口是在中下游交界河段。

罗开富从土城走到太平渡的几天里，乡亲们盼望建桥的呼声很高。赤水河同其他江河一样，有它平静的时刻，也有奔腾咆哮的时日。尤其夏秋狂怒无比。河上没有桥，的确是个问题。6个主要渡口大多位于川黔交界地段，只有土城渡口是在贵州习水县境内。但不论哪个渡口的两岸，除少数地方外，都通了公路，但通到赤水河附近都断了。土城渡口如此，太平渡口也是这样。

每年夏秋，赤水河水位暴涨，百姓过河相当危险，当地群众建桥呼声很高。为什么不在赤水河上修一座桥呢？有些干部用惯用的辞令回答：“情况是很复杂的，原因是很多的。”

罗开富在气愤中，写下《架浮桥，神兵一夜过赤水；盼铁桥，土城群众呼声高》一文，《经济日报》原文刊登。中央领导看到报道后非常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查明：赤水河架桥资金被挪用情况属实。问题很快得到解决，长红桥建成了。后来，红军四渡赤水的九个渡口均已架了桥。

1985年元旦，罗开富在乌江南岸水落坝村采访周世昌老人。对话中了解到，当年就是周世昌和一位名叫庹子清的人一起，帮助红军从江中捞起沉船，架起浮桥让红军过江的。同样，周世昌老人代表百姓请求罗开富向上反映：“我们盼望渡口早日建桥！”

当晚，罗开富就以“本报贵州瓮安专电”发出了《乌江千古流，人犹记，红军破敌处；渡口四不开，需架桥，群众翘首待》。1985年10月19日，罗开富完成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顺利回到北京。他先后接到萧克、杨成武、张爱萍、王震、秦基伟等老红军的邀约，去汇报采访见闻。到耿飚家里，罗开富还没来得及落座，耿飚就急切地问：“找你来，就想听听那两个人的情况。”

罗开富报道中提及的“那两个人”，令当年参与乌江战役的老红军寝食难安。耿飚说：“当年，周世昌、庹子清帮我们4团从乌江里捞沉船、砍竹子、找门板、架浮桥，忙了好几天。”

再后来，罗开富又先后以不同方式重走长征路，回京后给耿飚汇报：“乌江大桥建好了。”耿飚高兴地回应说：“好，你们记者就应该沉下去，多走、多看、多想、多写，向红军学习，不怕吃苦，要有牺牲精神。”

是啊，记者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而是要切实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和要求。“我们党报记者的政治灵魂，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罗开富如是说。

从第一次徒步重走长征路到如今，罗开富已经10次重返长征路采访和调研，其中3次是全程。长征沿途地区的发展变化成了罗开富关注的重点。2009年4月，罗开富领到退休证后的第4天，就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第3次走上了长征路采访调研。5月，他在乌江渡口发现，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江里水量明显减少，同时一些村民的住房遭到非法拆迁，当年用来护送红军渡江的渡船船板，也在强制搬迁时遗失，红军后代的生活异常艰难……

“我要再次拿起笔来，为长征沿途人民的利益鼓与呼！”出于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和老新闻工作者的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罗开富奋笔疾书写下：“红军突破乌江过去74年了，这里的百姓现在又过上了没有电、没有学校、没有房子，甚至连村主任也没有的生活——《乌江渡口的呼声》……”发表在2009年5月29日《中国青年》第二版头条的文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及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使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

能够完成徒步重走长征路的壮举，并且几十年如一日践行长征精神，与罗开富浓厚的长征情结和时刻把沿途百姓的冷暖挂在心头密不可分。他对自己报道过的地方、采访过的人，总是念念不忘，有空就去看看。当年他报道红军四渡赤水时，发现那9个渡口仍然是9个渡口，没有修建一座桥，连当年的浮桥也没有了，当地老百姓出行交通很不方便。

罗开富在稿件中对此做了如实报道，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在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的直接过问下，那里很快就建起了第一座桥梁。时隔30多年，他再次踏访故地，发现那9个渡口建起了9座桥，且一座比一座结实漂亮。为此，他心里感到无比欣慰。

当年张爱萍将军曾嘱咐过罗开富：“记者必须深入生活，要从‘蜻蜓点水’到‘青蛙潜水’”。罗开富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响亮的回答：在长征路上发表的300多篇文章中，大部分是用老百姓的语言叙述的，而且1/3多是写为老百姓鸣不平的批评性稿件。

《老红军伴记者 重走长征路；5里路50年 坎坷无人修》《打人升官 法制何在》……这些文章见报后，都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使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1987年，赤水河上的一座大桥竣工后，当地群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意派代表专程赶到北京，将被面撕成条条让罗开富为大桥剪彩。

《没有名分的女教师》《难忘雪山草地人》，是罗开富1999年重回雪山草地时采写的两篇通讯，真实生动的人物故事，令广大读者为之感动。“当记者就要深入生活的底层，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把它作为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罗开富既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徒步全程走完二万五千里并成功完成考察、采访、报道等任务的罗开富，面对如潮的鲜花、掌声、赞美和各种荣誉，他说道：“罗开富算什么，没有老红军老革命们的鼓舞，没有报社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没有沿途各族百姓的帮助，没有红军精神的激励，罗开富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罗开富始终珍藏着老红军当年给他的题字、题词、书籍和资料，珍藏着报社领导和同志们当年给他的信函、电报与报道，珍藏着向导、陪同、老红军和老百姓等每个人的题字留言，珍藏着布依族老妈妈给他的拐杖、苗族姑娘赠送的绣花衣和绣花带，珍藏着老工会会员专门为他走红军路缝制的布鞋和鞋垫，珍藏着沿途宣传部、党史办等单位给他提供的各种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资料，珍藏着雪山草地当年红军曾经吃过的野菜，也珍藏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读者朋友的每一封来信、来函和电报。“我把这些都视为珍宝、视为激励自己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永远地珍藏下来，留给后人，让更多的人记住他们的情，记住人民的爱，记住红军长征的精神。”罗开富饱含深情地说。

“寻访散落在长征沿途的老红军及其后人，是我每次踏访长征路必做的事。”2017年1月，罗开富在贵州习水县，得知当年一位叫吴贞和的红军伤员，因伤势太重留在了当地生活，后来不幸病逝。他在知情人的带领下，专程前往吴贞和烈士墓敬献了鲜花。

临行前，罗开富把印有“经济日报”字样的一件T恤衫，赠送给了老红军吴贞和的后人。他说：“请留个纪念吧，我是《经济日报》培养的记者。”

在踏访当年红军养伤、位于习水县九凤山石岩寨山洞的过程中，罗开富冒着严寒翻山越岭，不料得了重感冒，回家后还不时地咳嗽。“那个地方很隐蔽，没有当地人的帮助是找不到的。我们赶上了冻雨，衣服淋湿了，皮鞋也进了泥水湿了个透。一开始有12个人陪我，后来人们听说我是来寻找红军长征遗迹的，不断有人加入进来，到达山脚时已经有40多个人了。由此可见，当地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感情是多么深厚，我重感冒了也值啊！”罗开富风趣地对我说。

“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红军后人、为红军长征沿途的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罗开富如是说。

“长征追踪”的意义 重大深远——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五）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每当我踏着红军先辈们足迹身临当年的战场，聆听因伤或病留在当地的红军将士，向我讲述与敌人生死搏斗的情景，总是感到热血沸腾，总会想到天安门前飘扬的五星红旗，就是用革命先烈们的鲜血染红的啊！”

罗开富激动地说：“我在桂北的湘江两岸走访了7天4个县后，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英勇顽强、什么叫红军精神、什么叫生死存亡！”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6日跨过于都河，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于11月25日到达湘江边的广西灌阳、全州、新安等县。这时敌人把30多万正规军，调到湘江两岸的崇山峻岭中，加上地方保安军共40多万人，在湘江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连续6天狂轰滥炸我军在湘江中架起的四座浮桥和行进中的部队。

罗开富深情地回忆说：“留在当地的张亮平等红军伤员告诉我：我军为了保卫中央军委纵队一万四千多人安全过江，为了打开一条生存的血路，日夜与敌人展开拼杀战。红军将士们英勇非凡，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枪托砸坏了，就用石头打。身体受伤不能走了，就抱着敌人一块滚下山崖，滚入江中……”

“红军伤员的诉说震撼着我的心灵，我从当地当年的许多资料中，找到了标有‘十万火急’和‘万万火急’两封电报。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在1934年的11月30日凌晨至12月1日的正午。当天深夜1点半，中革军委朱德主席以十万火急下达命令：‘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当天深夜3点半，中央局、军委、政治部以十万火急向红一、三军团联合发出指令：‘一日（即天亮后）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8万多名跨过于都河边行军边作战了45天的我军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以英勇的突击，执行进攻和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了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和机关于1934年12月1日中午渡过湘江。各军团完成了中革军委规定的任务后，交替掩护，边打边撤。”

“这时，敌人蜂拥般向江边夹击过来。不少红军指战员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向尾追的敌人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怀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战友的感情，向着猛扑过来的敌人，扎去了最后一刺刀；为了红军在生死存亡之际，铺就通向胜利之路，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红五军团是担负湘江大战的总掩护部队，只有三十四师和十三师两个师。跨过于都河时，全军团共有12168人。红十三师掩护全军过了湘江后，又按照命令从12月1日夜9点多开始，一口气跑了90多里赶到湘江边，在红三十四师的拼力掩护下，部队大部分都渡过了江。”

“在红十三师部队还未渡完时，30多万敌军占领了界首渡口，封锁了红军过湘江的一切通道。我红三十四师此刻在陈树湘师长率领下的五千多将士，已陷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之中。敌人以百倍的疯狂，向我红三十四师猛攻。红三十四师孤军奋战，英勇拼杀，弹尽粮绝，无一个人投降，大部分壮烈牺牲。”

“陈树湘师长率领近二百人，拼命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但是敌人不断追杀，陈师长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敌人争相邀功，企图把陈师长送往长沙途中，陈师长自己用手绞断了受伤流出体外的肠子，壮烈殉难，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其余指战员，在湘南的道州、宁远、江华、蓝山等地与敌日夜周旋、英勇斗争近半年，也大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至此，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段惨痛的历史：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光荣的红军三十四师全军覆没……”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我们都应该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50年后的1984年12月1日中午，在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和机关渡过湘江的同一时刻，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乘船过江，许久都在当年红军杀敌的战场上徘徊：‘用英勇顽强、用壮烈牺牲、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都不足以表达我对红军英烈们的崇敬之情。’”

“红军离开湘江后，当地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他们是心里难过，是于心不忍，是真诚悼念血染湘江的红军将士啊！”

1934年10月7日，红军下了六盘山，毛主席亲自部署攻打青石嘴的战斗，打垮了敌人一个骑兵团的阻拦，还缴获了很多马匹。50年后的同一天，罗开富翻过六盘山，夜住北麓青石嘴村杨登华家。第二天一早，向导马云龙在路上，向他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一个感人故事：

“我要找一位红军连长和一位小红军。当年青石嘴战斗结束后，一部分队伍进村休息。我和哥哥马云山，把一位14岁的小红军战士迎进家。他的年纪和我们兄弟俩差不多，彼此间很谈得来。因为家里穷，拿不出好东西犒劳他，哥哥就用仅剩的半个荞麦馍来待客。小战士眼巴巴地望着那半个荞麦馍，却怯生生地不敢伸手接。”

“‘你敢打白军，功劳大着呢！’我说着，就把馍硬塞到了他手里，非让他吃不可。小战士饿极了，就啃了一口。这时，连长恰好进来，‘你付钱了吗？’‘我错了，这就去找钱来赔。’看着又累又饿又瘦的小战士，连长既同情又严明纪律：‘你知错就好，不付钱吃老乡的东西，就要按纪律给你处分。’”

“连长的话，我们连忙跑去告诉了大人。不一会儿，村里的老人都来了。我父亲对连长说：‘看在我们老人的面上，请不要给孩子处分了。’连长说：‘谢谢老乡！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管谁违反了纪律，都是要受处分的。’‘那就处分马家兄弟俩，是他们破坏了红军的纪律。’”

“紧接着，我父亲等老人就‘扑通通’向连长跪下求情……连长赶忙把老人一一扶了起来。 ‘是我没教育好战士啊！’话音未落，连长就把小战士拉到身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铜板，命令他交给我父亲。只见小战士上前一个军礼：‘原谅我吧，大伯……’”

“马云龙老人讲到这里，已是泪流满面。他反过来问我：‘这样的红军，这样的共产党，这样铁的纪律，能不赢得民心、能不战胜敌人、能不赢得天下吗？！’”

1984年11月28日，罗开富徒步走到广西灌阳县枫树脚村，在村口黄光文家讨水喝，意外得知一段震撼心灵的往事。当年红军渡过湘江后，黄家曾收留过一位红军伤员，养了两天伤员便要追赶队伍，临别时交给黄光文的祖父黄和林一面红旗，说：“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打‘白狗子’救穷人的，等胜利以后，我就回来取这面红旗。”

红军走后，敌人赶来搜查。黄和林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红旗装在小木箱里，背着箱子躲进深山。1941年黄和林临终前，把红旗交给了儿子黄荣清和孙子黄光文。1944年日军到了灌阳，到处烧杀，黄荣清父子背着这只木箱逃难，历尽艰险回来时，村里房屋已被烧光，但这面红旗却保存了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荣清盼着那位红军战士来取红旗，可始终没有等到。1979年黄荣清去世，临终前嘱托黄光文把这面红旗交给政府。黄光文当时告诉罗开富：“我们从1934年等到现在，一直在等红军回来。”红军留下的一面旗，人民却不惜用生命保护着。这是多么宝贵的情谊啊！

在当年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很多老红军和曾经帮助过红军的沿途群众尚健在，许多红军留下的历史真迹，还基本保持着原貌。罗开富坚持深入群众，千方百计地寻访当年红军和帮助过红军的老乡们，获得了大量人们以前从未发现的情况与资料。这无疑成为我国党史、军史和历史研究的珍贵财富。

基于对党史、军史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罗开富提出了许多尖锐深刻和饶有兴趣的问题。关于毛泽东诗作《七律·长征》的考证，他曾当面请教过许多老红军，大都认为是毛主席在翻越岷山后的当夜，在岷山与哈达铺之间一个叫鹿原里的小村庄写成的。因为第二天，红军到了哈达铺，紧接着就是中央领导开会，着手整编部队，精力、心情与环境就跟此时不一样了。

1985年9月18日，罗开富踏着红军的足迹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岷山时，雪花飞舞、遍地皆白。根据他的考证，毛主席当年酝酿、创作出《七律·长征》的时间是1935年9月18日，地点在鹿原里村，但这时只是初稿。

9月29日晚上，红军先锋连在陕甘支队走出草地后，在占领的第一座县城通渭城榜罗镇的文庙街小学举行晚会。毛主席在晚会上为大家朗诵《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通渭县榜罗镇的文庙街小学，就是毛主席《七律·长征》诗最后定稿的地方。为了这个结果，罗开富毫不懈怠地与宕昌县、岷县等地党史办公室交换意见，最终通过了党史专家的审定。

受杨成武将军的委托，罗开富测量了红军爬过的雪山海拔，并在《经济日报》上公布。红军翻过的雪山有20多座，先后在近百位藏族、羌族、汉族同志的帮助下，他丈量了红军翻越的雪山垭口的海拔。海拔4000米以上的有5座，依次是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鼓山。其中最高的是长板山，主峰海拔4800多米，红军爬的垭口是4445米。

2017年1月10日，风尘仆仆从贵州习水县调研归来的罗开富欣慰地说：“这次，我踏访了红军长征时住过的一个山洞，位于九凤山石岩寨。哎呀，那个山洞可不得了。1935年1月29日，开国大将陈赓、开国上将杨得志，护送6位负伤的战友到洞里养伤，大家一起在山洞里过了春节。我经过考证：1935年1月28日，红军一渡赤水，他们是在战斗中负伤的。那一年，春节是2月4日，时间是完全吻合的！”

由于当年红军长征所走的桂、湘、云、贵、川、甘、陕等地方，大多是崇山峻岭间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又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形态还未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因此沿途较为重要的革命文物、历史真迹还在；优美的风光、奇特的民俗、古朴淳厚的民风民情，还有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礼仪、饮食、特产等，都还保持着较好的自然状态。

因此，罗开富沿途拍摄了近千幅照片，如实记录了长征沿途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记录了雪山草地、崇山峻岭、幽谷险关等迤逦神奇的自然风貌；当然还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历史真迹，当时健在的老红军或者帮助过红军的老乡。如果说他用笔记录的是“闻所未闻的故事”，那么他用镜头留住的就是“见所未见的影像”。

从罗开富重走长征路到现在，正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年代。当年，几乎没有记者去过那些深山僻壤。九寨沟的“三妹”卡龙沟、我国最长的溶洞多缤洞成了黄金旅游景点。当年红军走过的天堑鸿沟架起了大桥，崎岖小路不仅通了汽车，还有火车的汽笛长鸣。古朴的山寨和民族风情浓郁的服饰也已“旧貌换新颜”。

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然而，当年红军走过的道路是怎样曲折，雪山如何壮伟，草地如何辽阔，古风犹存的少数民族生活是怎样的面貌，为红军摇橹过江的汉子是何等苍老，夜郎古地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毛儿盖会议旧址原来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这一切都已成了凝固的历史，以不变的模样保存在了罗开富永恒的底片上。

这些照片不仅是我党我军发展的珍贵历史资料，而且会成为修复革命历史旧址、拍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最真实可靠的参考，成为研究民风民俗、民族服饰的珍贵资料，它翔实形象的内容、质朴生动的图片，也会成为研究历史文化变迁的见证，见证了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贫穷落后走向富裕强盛的丰功伟绩。

把红军长征追踪当成一件神圣的使命来完成，罗开富在行进中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时段，都以史实为依据做了精心策划。每到一地，他都查阅、收集大量史料，走访长征的亲历者、见证者、当地的党史工作者，他的执着和考证记录，填补了很多党史研究上的空白。

在《红军长征追踪》一书中，罗开富以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用叙事的日记手法，真实记录了他徒步追踪长征路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他说：“长征路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情一景，都令我感动、令我难忘、令我受益终身！”

随着罗开富著作《红军长征追踪》的出版，举世瞩目，占地15平方公里，包括68个大小山头和雪山草地在内的“红军长征博览城”，以该书描写的场景为蓝本，于2004年至2005年历时368天，在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八一村建成了集红色旅游、国防教育、影视拍摄于一体的国家AAAA级景区，完整复刻了红军长征从瑞金出发到会宁会师的26个核心场景。

博览城内建有“罗开富徒步长征文史馆”，展示他重走长征路的照片、报道、手稿，以及各界读者来信和珍贵实物。园内还建有14公里体验长征步行道、10余公里乘车游览路线，复原了40余处长征历史场景。入口处悬挂着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牌匾。

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文园由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红军长征追踪馆”内，陈列着当年红军长征那艰苦而光辉历程的相关展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震惊世界的壮举，不仅在军事斗争史中创造了奇迹，而且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展馆采用多媒体、场景模拟、幻影成像、超现实仿真雕像等先进的展陈手段，融思想性、艺术性、故事性、观赏性、趣味性于一体，生动地展示了壮观的长征路线、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三军会师、重走长征路、徐解秀与红军的故事等。

而在南浔文园“红军长征追踪馆”内陈列的实物、图文资料等不少馆藏，都来自重走长征路的罗开富。他在追踪红军长征中发现许多弥足珍贵的档案资料，突出了“追踪”的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浔文园的“红军长征追踪馆”具有唯一性、系统性、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馆内设有‌三位女红军故事展馆‌，陈列着当年三位女红军和房东徐解秀老人共同使用过的一批旧物，包括一盏马灯、一条小板凳、一把火钳、一只木盆、一只木桶和几副碗筷‌。‌

踏遍青山终不悔。重走长征路成就了罗开富，滋养了罗开富，让他经受了长征精神的洗礼，成为中外新闻史上一个坐标式的人物。他以发表的作品、书写的日记和整理的资料为素材，先后结集出版了多部长征题材的作品，成为红军长征史料的重要补充。无论是对研究中国革命历史和研究红军长征的学者专家，还是对广大普通读者来说，这都是一笔十分难得的精神财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生这样评价罗开富：“他是世界上唯一将学习、研究和践行长征精神结合起来的人。重走长征路就是要传承长征精神，必须身体力行，走进当年红军的世界。”

罗开富把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和收获，作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以学习和践行长征精神为己任，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至今仍孜孜不倦。他坚定地说：“长征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忠实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了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军将士”的关爱 暖人心怀——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六）

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的英雄壮举，引起了健在的当年老红军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谈话。据《经济日报》报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罗开富的一次谈话中说：“人民没有忘记红军，我们也没有忘记人民。”并嘱咐一定要代他向长征沿途人民问个好。

胡耀邦说：“我们自己能有多少本事！都是靠了人民的支持，才有红军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当前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人民。”

胡耀邦说：“你每天走路，每天写文章，还把长征路上人民的心意背到北京。我也得感谢你。我知道，你们这些记者，都是很辛苦的。”

据《经济日报》1984年11月20日报道，1984年11月1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华发表谈话：“罗开富这一采访活动很有意义，对于我们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致力于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将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看了罗开富同志发自长征路上的报道，知道我们当年走过的地方发生了很大变化，感到十分高兴。他说，长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罗开富同志是新中国徒步走长征路第一个记者，应该广开视野，深入基层……写出中华民族腾飞的新篇章。”

《经济日报》1984年11月21日报道，1984年11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发表谈话：“……祝罗开富同志继续完成光辉事业，并希望对红军长征途中的群众表示感谢和慰问。”

耿飚了解到罗开富脚上已打出了血泡，他说：“‘逆游百步，顺流九里’，克服了现在的困难，以后就会顺利。请罗开富同志长途跋涉要注意后劲，每天要坚持用盐水泡脚，过雪山时，要多吃点生姜、辣椒驱寒；要带上手杖、草绳，雨天路滑时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经济日报》1984年11月26日报道，1984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发表谈话：“……这确实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行动，应当得到鼓励和支持。红军的万里长征，虽然是50年前的事，但长征的精神永存，如同一座灯塔，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聂荣臻请《经济日报》转达他对罗开富的感谢。他说：“我希望记者多报道长征途中的新人新事，反映老区人民如何继承革命传统，战天斗地，改革创新，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精神风貌。”

《经济日报》1984年11月27日报道，1984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发表谈话：“罗开富通过这次徒步采访，写出老区的变化和人物风貌，反映出人民呼声和要求，将增强人们建设四化的勇气和力量，给人们以新的启发，很有现实意义……”

听说罗开富快要走完江西、广东、湖南三省的长征路程，何正文非常高兴，欣然命笔，题诗一首赠给罗开富：“发扬长征精神，勇往向前迈进。完成考察使命，业绩献给人民。向不怕困难的罗开富同志致敬！”

《经济日报》1984年11月28日报道，1984年11月2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发表谈话：“我把自己写的《忆长征》赠给正在长征路上采访的记者罗开富。老将军说：这本《忆长征》是我在1981年写的，罗开富可以看看，对他沿途的采访会有些帮助的……看来，徒步走全程的记者，罗开富还是第一个，这种精神很可贵。”

据《经济日报》1984年11月30日报道：“本报记者罗开富11月14日关于徐解秀老婆婆想念三位女红军的报道刊出后，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全国政协委员谢飞追忆往昔，激动不已。她对记者说：悠悠五十载，沧海变桑田。可对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请罗开富同志捎句话：‘我们也想念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谢飞告诉记者，当年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战士共30名，至今还健在的有15名，他们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刘英、李坚真、钱希钧、李伯钊、廖似光、钟月林、危秀英、邓六金、李桂英、谢小梅、王泉媛和谢飞。

“她要罗开富转达15位现存的红军女战士对父老兄妹们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并表示，她要和战友们联系，想办法找到徐解秀婆婆想要找的那3位女红军。”

1984年12月10日《经济日报》报道：“罗开富在长征路上发回的报道，把老将军肖克的心又带回了战火纷飞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带到了万水千山的征途。红军长征时，肖克是红军六军团军团长，现在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他说：‘记者罗开富沿长征路线徒步采访，是很有意义的。’说着，他欣然命笔，书写了‘重步长征路，激励新长征’的题诗，让我们转赠罗开富。”

《经济日报》1984年12月12日报道：“老红军、总参测绘局顾问朱镇中，看到报上刊有罗开富写的广西老区人民当年舍生忘死救护他的消息，激动地说：我忘不了救我生命的粟铁匠一家！忘不了生我养我的老区人民！报纸上的报道是实情，当年粟铁匠一家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救我的。他们为了让我早日恢复健康，卖了东西买粮，粟铁匠的老母亲自己吃野菜，却要我吃大米……”

“在我离开他们的时候，铁匠含着泪说：‘伢子，一路上小心，胜利了有机会来看看……’朱镇中说：粟铁匠一家救我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胜利，解放。老区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养育了我们，养育了革命，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

《经济日报》1985年1月1日报道，1984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发表谈话说：“为纪念长征50周年，经济日报派记者沿长征路线徒步采访，这件事很有意义。打娄山关时的营长、连长，现在可能都不在了，资料没有收集保存下来，很可惜。红军长征的资料，原来收集得不够，保存得不多……只好现在重新收集。你们派记者去采访，这很好。罗开富同志一路上边走边采访，叙述当前长征的情况，反映人民的意愿，这很好嘛，将来可以出一本书。”

《经济日报》1985年1月11日报道，1985年1月10日，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发表谈话：“罗开富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徒步采访长征路的精神，对正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全国人民是很大的鼓舞。青年一代应该有这种勇气，敢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创业，到最贫穷的地方去帮助人民创造富裕的新生活。”

“想当年，我长征时才二十三岁，年轻力壮，罗开富已四十二岁，走这样的长征路很艰难，很不简单！他写的报道也很有意义，我看他写的渡于都河、打汝城的报道时，想起了我们红三军团的许多往事。”

张爱萍充满感情地说：“离开遵义，罗开富要走的路更艰苦。每天走完路，一定要用热水泡脚，再擦点烧酒，这是我们长征时保护脚力的最重要经验……草地很冷，要备足衣物和靴子。请转告罗开富：继续勇往直前，祝他胜利归来。归来时，我将前去欢迎他。”

《经济日报》1985年1月15日报道，1985年1月15日，中顾委委员李卓然发表谈话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报道长征沿途的近况，宣传红军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的意义，这件事做得很好！”……时年86岁的李卓然，长征时是红五军团政委。

198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童小鹏，到桐梓的路上看望正在行走的罗开富时说：“要穿得暖一点，注意身体，才能完成长征采访任务。50年了，走长征路的人很多，但都是只走一段，走的也不一定是原路，还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把红军走过的二万五千里走通过，所以老红军都关心着开富同志。”

1985年3月31日上午，79岁高龄的六届人大代表、中顾委委员、老红军李坚真说：“罗开富要走的路还很长，过雪山时脚冻了，不要马上用热水洗，要先用雪或冷水慢慢擦；过草地要小心脚被水浸泡，如果发炎，可以先用萝卜叶子烧水洗，然后搽上酥油，这样可以很快治愈。祝愿罗开富同志圆满地完成任务，顺利地到达吴起镇。”

1985年6月15日，国防部部长张爱萍通过办公室，向宝兴县询问了罗开富的有关情况和爬雪山的安排。办公室的同志说：“首长（即张爱萍）指示，罗开富到了宝兴，要先给他检查身体，决不能硬撑着过。50年了，国内外就他这么一个人走全程，解放军要出来保护着过雪山，决不能出事。”

张爱萍还专门为罗开富撰写的《红军长征追踪》题写了书名。

1985年8月8日，老红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发表谈话。陈明义谈到他在途中遇到罗开富的情形时说：“经济日报在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之际，派记者沿长征路徒步采访，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宣传当年红军的英勇战斗精神，同时反映长征路上人民的新生活，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作为老红军战士，要感谢你们，并希望罗开富在途中代我们当年的红军向沿途人民问个好。”

陈明义还说：“当年范长江从草地开始，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进行过采访，现在罗开富从瑞金开始，进行全程采访，了不起！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开富是第二个范长江，我祝愿他顺利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经济日报》1985年8月24日报道：“曾经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22日对记者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过草地的报道我看了，写得很生动。这些报道使我回想起当年长征路上过草地的艰难岁月。请转告罗开富同志，注意安全，依靠当地向导，尽快走出草地。”

1985年11月14日，老红军、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给罗开富写信说：“你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出色地完成了一件非常光荣、非常有意义的任务，你的勇敢行动，不仅使我们这些当年长征过来的老同志深受感动，而且对目前正在为‘四化’建设奋发进取的人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和鼓舞！”

“壮士之行”的反响 强烈广泛——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七）

 “80年来，世界范围内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研究层出不穷，慕名前来寻访长征路的人络绎不绝。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概括了红军长征的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和在世界历史上的巨大影响。罗开富就是被这一伟大史诗深深感染的一个，也是那络绎不绝的人群中最杰出的一个代表。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曾感慨地称赞：“罗开富沿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线徒步采访，是一壮举啊！”然而罗开富“长征追踪”的这一壮举，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

1995年9月的一天，罗开富和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韩文高，一起出差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返回武汉的飞机上，一位坐在他们后排的20多岁的姑娘，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一个叫罗开富的人。姑娘于是凑上前来：“请问您是罗开富？”

“是啊。”

“您就是徒步重走长征路的那个罗开富？”

“怎么，你认识我？”

“我看过您写的文章，是在《经济日报》上，那个专栏叫《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

“对，那是1984年到1985年的事了。你多大就开始看报纸？”

“当时我刚13岁，因为我爸爸每天都看您写的报道，我也跟着看。从那时起我就很崇拜您，所以记住了您的名字。”姑娘边说边从背包里拿出两条香烟，送给罗开富。

“姑娘记得我，我就很高兴，怎能收你的礼？”

“这不是礼，这同时也是我爸爸对全世界第一位徒步重走长征路，并为人们写下那么多优秀文章的英雄记者的敬重！”

从罗开富重走长征路到遇上这位姑娘，已经相距10年了。可读过他《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的这个女孩，还清楚地记得文章的作者。可见罗开富当年徒步重走长征路，战胜千难万险写下的300多篇连续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力！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张晓玲、唐利芳两位姑娘在信中写道：“……黎平下着一片白茫茫的雪，你朝着白皑皑的雪走去，挥手告别众人，走上了征途，我们的眼里流下了泪水。你有着勇士的斗志，有着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在冰天雪地的路上，冒着寒气刺骨的冷风，但愿上帝保佑你平安到达目的地！”

1985年8月29日《经济日报》报道，中央军委办公厅电贺罗开富走出草地。8月2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致电本报记者罗开富，对他沿红军长征路线徒步采访表示慰问和祝贺。几周前，罗开富在准备过草地时，曾给杨向昆、杨得志、何正文等同志打电报，感谢老红军们对他新长征之行的关注，表示要坚持走完全程。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这封回电说：“祝贺你翻过雪山，走出草地，并向你致以亲切的慰问。望你发扬红军的革命精神，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采访任务！”

罗开富于1984年8月24日中午顺利到达当年红军走出草地后到过的第一个寨子班佑。至此，罗开富顺利结束了为期15天、比原计划多走600多里的草地之行。草地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最为艰难的路程之一。五十年来，草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了公路和工厂，但当年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经过的草地腹心地带，依然是荒无人烟。其中日干乔、多玛大沼泽的中心，至今仍被当地人们视为“禁区”。

罗开富1985年8月10日从松潘毛儿盖进入草地时，正值他在贵州黎平采访时挫伤的左腿发炎肿胀，落地生疼。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冒着陷入泥潭的危险，先后徒步采访了当年红军三大主力走过的行军路线，涉过了红军渡过的墨曲河、葛曲河、麦曲河三大河流。

8月的草地正值雨季，罗开富在行军中几乎天天被雨淋得周身湿透。19日傍晚，罗开富步行90多里来到因连续暴雨而涨大水的麦曲河边，为按时赶到河对岸宿营，毅然跳入齐胸的深水中，渡过了宽50多米的麦曲河。他身体虚弱，当晚就发烧病倒了，但他不顾随行同志的劝阻，仍坚持写稿到次日凌晨……

中共阿坝州委办公室、宣传部于1985年9月1日发出通知：“各县委、州委各部委、州级各部门党组（党委）、省、州属企业单位党委（总支）：《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同志受报社派遣，受红军老战士之托，沿50年前的红军长征路线全程徒步采访，于6月21日翻越夹金山到达我州……途经小金、马尔康、红原、黑水、松潘、茂汶、若尔盖县，采访两个多月，以大量的事实，朴实、生动地报道了雪山草地的昨天和今天，为雪山草地人民鼓与呼。到8月31日止，《经济日报》共发表了罗开富同志发自我州的报道48篇，牵动着全州73万各族干部和群众的心，鼓舞着我们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改革，把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州委、州政府领导对罗开富同志来我州徒步采访十分重视……现将《罗开富同志在报道中对我州的批评、建议节录》发给你们，请将整改情况随时报告州委。”

据《经济日报》1985年9月9日报道，日前，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就罗开富进入甘肃境内采访发表谈话说：热烈欢迎罗开富进入甘肃采访，并预祝他顺利走出甘肃，进入陕北。

李子奇说，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甘肃省红军走过的不少地方至今经济发展较慢，还没有富裕起来。有的地方甚至仍然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连温饱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衷心希望罗开富同志既反映这些地方今天取得的建设成就，又反映这些地方在经济、文化建设和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红军走过的地方建设好。

沿途党、政、军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也纷纷提供支持和援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罗开富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通知罗开富沿途经过的各地保险分支机构积极为他的健康和安全提供保障，并为他的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中国农业银行发出通知，罗开富在沿途可按特殊规定办理手续，随时到各县支行预借所需费用。邮电部电信总局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属邮电部门发出公电，要求为罗开富提供电讯特别服务。

广州电冰箱工业公司和广州软管厂向罗开富赠送了太空衣、羽绒背心、长征鞋、电筒电池、洁银牙膏和生力饮料；广州南方橡胶厂向罗开富赠送了出口的优质运动鞋；天津运动鞋厂送来了为罗开富特制的旅游鞋……

河南省唐河县的申英超在写给《经济日报》编辑部的信中说：“每当我看罢贵报罗开富记者的报道，我的心总是久久不能平静……以他的精神为源泉，信心为动力，我这颗将要熄灭火焰的心，经过他的重新点燃，会重新燃烧起来的。我们的罗开富记者，在您的精神鼓舞下，会有许多像我一样失去信心的青年，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事迹。”

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王民平在信中说：“……我从您身上看到了军人的气质：坚强、刚毅、不怕牺牲！……在我看来，意志，是您长征的精神支柱！……我努力从您身上汲取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启迪的东西，我用心理学家对意志特征的分析，去重新审读您……我写您的目的，就是想让青年人从您身上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

甘肃省环县合道乡文化站的王文恩在来信中说：“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在您脚下徒步走完了。多么艰苦的行军生活啊！雪山、草地、千山万水，您能一一跨过，多少困难，在您面前，都被一一克服了……要走完这么多路程，是历史上的创举，目前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在《经济日报》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骄傲、自豪，因为我随着您，也‘长征’了一天。”

贵州省习水县的赖名成在信中写道：“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民记者，不怕千辛万苦，徒步采访了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路上的人民。把党对人民的关怀、人民不忘党的恩情交织起来，做好了人民的通信者这一重要角色。我们要求的、您很关心的当年红军长征时‘四渡赤水河’之一土城长征桥，已于1987年初开工，现已大功将完，可在1989年底完工通车，特向您汇报。这里人民感谢您，为建桥之事说在口中，记在心里……给予土城建桥的支持，现已成了事实。”

四川省泸州市委宣传部的赵世一在给《经济日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国庆40周年前夕，我到四川叙永县石坎区去，得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解放40年了，这个区只有一个记者来采访过一次。这个记者就是《经济日报》的罗开富同志。”

广东珠海经济特区广汉发展公司的张方军在信中说：“我是含着眼泪读完了您写的《难忘的艰苦历程》一文。长征是伟大的，没有长征的伟大胜利，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就没有强大中国的今天。”

“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在那充满困苦的长征路上，没有报酬，没有索取，更没有讨价还价，如果有的就是一种不怕远征难的奋斗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更需要这种长征精神。现今不少‘一切向钱看，做一件事首先想到报酬多少’的人，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真挚地希望长征精神再回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边和我们的岗位上。”

“多谢了，罗记者，您使我们回忆起长征；多谢了，罗记者，您使我们深思现在……如果有幸，希望再读到你11年前写的长征报道。诚望《经济日报》能再刊您写的那些文章，让我和更多的人去‘长征’一次。祝您安好！”

福建省泰宁县工业路某号的姚瑞荣在信中说：“我是《经济日报》的常年读者，尤其对你的文章爱不释手，仔细拜读。你的文章是那么自然，那么感人，那么有力，那么寓意深远，那么催人呐喊，让我一个业余爱好者真想用我的笔像你一样歌颂平凡的人。若能得到你的文学指导，真是使我万般感激……”

贵州省习水县的胡敏福2000年11月9日在信中说：“11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特别节目中，没有出乎我的预料，在荧屏上果然第二次看到了您。我感到很高兴。第一次见到您，那是在十五年前，为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您沿红军主力军（包括领导机关）长征路线时的赤水河畔相见。”

“……当我汇报完后，群众在门口向您发问：‘记者同志，土城渡口是红军四渡赤水河的渡口之一，红军当年四渡赤水河还有浮桥，五十年后的今天，土城渡口连浮桥都没有了……’当时，您斩钉截铁地说：‘这件事情，我今晚就写报道，同时也给你们贵州省政府反映一下。’”

“……当年您即将走完长征路的时候，修建土城渡口大桥的号角已经吹响了……一年半时间，土城渡口大桥终于建成了。……一个有责任心的记者的一篇文章，可以使一个地区产生巨大变化……”

“我已是67岁的人了，今天给您写这封信，其目的是以此向您表达崇敬的心情……”

中铁十四局集团海外公司党委工作部李霖在《听罗开富老师的报告有感》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需要千万个像罗开富这样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痴心不改、不畏艰难、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的记者！

罗开富老师念念不忘长征沿途百姓的安危冷暖和衣食住行。“我当年踏访过的地方，现在经济发展怎样？那些渡口的桥现在建得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是否已富足无忧？”带着对沿途人民的深切牵挂，带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带着一个记者的良知，刚退休就再次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次长征？既然艰难险阻不可避免，那就让毅然决然、坚韧不拔、勇敢顽强、决不屈服的“罗开富精神”的光芒，照亮我今后人生的前程吧！

复旦大学研究生陶志峰2002年2月4日在信中说：“您是以您的生命来执着于自己的事业的，让我肃然起敬，好几次潸然泪下……您日记的语言真切随和，……读完书，掩卷沉思，我仿佛看见您穿行在长征路上，让我至今无法平静。”

北京大学藏族学生白玛吉宗2003年11月12日在信中说：“尊敬的罗老师：我来自西藏阿里地区的一个小山村里，我刚到北京感觉非常不适应，生活上、学习上都感到很吃力。但今天听了您的报告，我知道了其实我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您的讲话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感谢您！我会在北京努力学习知识，今后带着东西回到我的故乡，为家乡、为祖国付出我的一臂之力！”

中铁十四局集团三公司的戴军军在《感受长征精神》一文中写道：“罗开富老师说，作为记者，是长征精神在鼓舞着他奋勇前进。能够用重走二万五千里的方式，成为长征精神的体验者和传播者，是他一辈子的光荣和骄傲。”

“宝剑锋从磨砺出。在罗开富老师的人生轨迹中，体现出来的那种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吃苦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发愤图强，决不碌碌无为、虚度年华，一定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中华路的任家庄在来信中写道：“看了您写的《红军长征追踪》后很受感动和教育，您那坚定的信念，不怕苦的精神以及惊人的毅力，是对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具体体现。我们现在的青年一代也应该向您学习，要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中铁十四局集团大盾构公司员工李珍在《听罗开富老师授课有感》中写道：“如果我不能活着走完长征路，就把我的骨灰送到吴起镇。”一名用双脚丈量长征路的记者，一个与万里长征采访报道相联系的名字，一位世界新闻史上难以复制的传奇人物，罗开富的话令人感动。

在艰险、漫长的长征途中，罗开富染上了疥疮、痢疾，得过胆囊炎，犯过肝肿大，胃病多次发作。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他曾落进汹涌翻滚的倒流河中，在草地深处，曾三次深陷泥潭。照相机摔烂了，碎片扎进了他的锁骨处，可他依然坚持前行……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充满了难以预料的艰难险阻，可罗开富却扛起责任、背负使命、手持一根沿途人民送上的拐杖，一路披荆斩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这368天不平凡的日子里，面对健康的威胁、环境的挑战、生命的透支，他却愈挫弥坚。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罗开富，在艰难困苦中从不放弃，出色地完成了重走长征路的采写任务，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扬？是记者的坚持，是勇者的信念，是他骨子里流淌着的顽强与不屈！

荆棘载征途，血泪铸英名。罗开富用九死一生的人生经历，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执着追求、无怨无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立足自己的岗位，干好本职工作，努力为社会、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闻战线”的影响 非同一般——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八）

一石激起千层浪，众人热议罗开富。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的壮举，在国内外新闻战线上产生了非同一般的重要影响。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沿线各省区报刊台以及《朝日新闻》等境外媒体，纷纷聚焦他的行踪，派记者采访报道他在长征路上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感，新闻界的领导和同事对他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局长姜军在留言中写道：“在人民大会堂，我现场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了‘半条被子’的故事。”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罗开富……他全程徒步重走长征路，并每天在《经济日报》头版撰写‘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轰动全国，很少有人不知道。”

“我当时大学毕业不到半年，新华社的领导派我去采访罗开富。我花了三四天时间在云南威信的山沟里找到他，然后陪着他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乌蒙山区跋涉了11天。他每天白天走路，晚上写稿，写完后再找当地邮电所把稿子用电报发回报社。当时是春节期间，山里湿寒，每天夜里睡下时被子是湿乎乎的，早晨起来被子还没捂干。他走了368天到达陕北吴起镇，我在吴起镇看着他一步一拐地走过来……”

“我们今年组织‘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活动，开幕式请来罗开富，他给记者讲述了当年采访的经历，还讲了‘半条被子’的故事和他的感悟。他说，徒步长征路对我是一次精神洗礼，我要用事实告诉人们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红军！”

“这次活动相当成功，我们组织了百余家网站、897名记者编辑接力重走长征路，历时两个月，累计行程2.9万多公里，发稿26.5万条，累计点击量超过110亿，其中微博阅读量10.8亿。”

“什么是杰出的记者？就是矢志不渝地挖掘、跨越时空地传递具有历史价值的信息的人！”

山西工人报的陈凤鸣来信说：“咱们是素昧平生的同行，……我是您‘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专栏的忠实读者。从《经济日报》为您送行，直到您走完两万五，我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经济日报》，找罗开富。我时常担心，您的报道突然消失，留下一串省略号。怀着这样的心情，‘跟踪’您一年多，终于盼来了您到达延安的消息，这使我欣喜异常。”

1985年6月20日，《经济日报》社全体同志在致罗开富同志的慰问电中说：“听说你已胜利翻越夹金山，大家很高兴，热烈祝贺你！当年英雄红军走过的雪山，又由你在走完一万六千里长征路之后徒步走过来。全国新闻界为有你这样的一位战士而自豪。”

“你沿着红军长征路线已经走了二百四十多天，每天你的一篇报道，牵动着许许多多读者的心。报社全体职工强烈感受到你的伟大共产主义理想和艰苦顽强的拼搏精神。我们要向你学习。”

“雪山过去了，前进路上还有草地，还有险关，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请善自保重。继续发扬红军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征服困难，走完全程，胜利到达目的地。‘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愿红旗为你引路，愿当年伟大的长征不断为你增添力量。荣誉属于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战士！”

“湖水无心逐浪，苍松有志凌云。”这是曾任《经济日报》社长的武春河写给罗开富的赠言，意思是说因为胸怀宽广、思想深邃，所以无意追逐浮名俗利；因为志向高远、目标远大，所以必然取得非凡的成就。这不正好道出了罗开富成功的秘诀！

在为《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这本书作的序言中，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写道：“罗开富同志是一位中年记者，他用一年时间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每天发给编辑部一篇新闻。读者天天看，从而认识他，喜欢他。”

“……我们不是缺少名记者吗？名记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办法之一就是放手让记者到困难的地方去，到矛盾尖锐和情况复杂的地方去，到党、国家和人民需要了解情况的地方去，到人民最需要上下通气的地方去。给记者一点主动权，让他去倾听，去观察，去对话，去思索，然后写成新闻，让广大读者评价记者作品的社会效果。凡是读者认可的，就有可能成为名记者。一张报纸，一年出一两个这样的记者，大概是可能的。”

“我们的报纸不是因为题材狭窄、公式化、缺少特色而作难吗？靠给记者压任务、定指标、下定额，都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放手让记者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写什么和怎样写，鼓励他们勇敢而准确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真实地把群众的喜怒哀乐写了出来。记者把自己干的新闻工作同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结成一体。记者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就必然会给报纸增加特色。”

“新闻改革意味着在各个方面的突破。允许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冒尖，就是一种突破。我们办报不能容忍平庸和千人一面。要办出特色，就要敢于放手让自己队伍的尖子冒出来，不管他是有文凭还是没有文凭。没有尖子就没有报纸的特色。而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一张报纸的生命。新闻改革，应当着眼建立名记者、名评论员、名编辑、名通讯员的队伍。这是一门硬功夫。报纸的特点只有靠人去创造。”

“……一个人一步一步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用新闻形式再现当年红军伟大的长征，从而填补了历史上没有报纸对红军做系统的真实报道的空白。也反击了当年反动派在报纸上对红军长征的污蔑和歪曲。同时，再现长征历史的新闻会给今天进行‘四化’新长征的人以启示。”

两次为再版罗开富专著《红军长征追踪》一书作序的原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韩文高在序言中说：“作为唯一一个用双脚走完长征全程并亲历、目睹和记录了长征沿途沧桑变化的见证人和忠实记录者，罗开富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是将当年红军的光辉业绩和现今当地人民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融为一体，在一定意义上，是再现了至少50年中国大地的变化史。”

日本《朝日新闻》（晚刊）1985年2月15日在第三版用相当大的篇幅，刊登了该报驻北京记者加藤千洋访问罗开富的长篇报道，题目是《向‘长征’之路挑战中国经济日报记者罗君》。文中写道：“在中国，不，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可说就是他了。”

“……他的雄心，是用一年的时间，单身独步走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中国红军长征之路。这条路长达一万二千五百公里，是比横贯美国大陆一个来回还要长的路程，而且山峦重叠、谷深流急、草地潮湿，再加上还要沿途采访，每天向北京用电报发稿，真可谓是一段辛苦的旅程。”

“……罗记者发回的《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每天在发行量200万份的《经济日报》一版上连续刊登。有报道山村副业生产活跃起来的，有呼吁尽快制订措施、防止乱砍滥伐山林的，还有描述夜市的热闹场面的，等等。他的报道很有读者。”

“……在山边的一条小道旁，我拿过罗记者汗渍斑斑的采访笔记本，写上了一行我的临别赠言：祝您‘长征’成功，一路平安。”

罗开富问加藤：“您是怎么想起要采访我的呢？”

加藤回答说：“第一，因为我们是同行。在日本，最理想的记者是用脚走出来的。用脚走着采访的记者，是能干的好记者。目前，您在中国可能是走路最多的记者。所以，我想来采访您。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因。1984年11月初，我们《朝日新闻》已刊登你徒步采访长征路的消息。第二个原因是我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在北京看到中国报纸刊登纪念遵义会议的文章很多，也想来看看遵义。”

随后，加藤千洋问罗开富：“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睡眠不足，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不过，和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与行李，连夜间也要行军作战的红军比，我这可是上了‘天堂’！”罗开富回答说。

在遵义，前来看望罗开富的安岗总编辑，硬是拖他去看场电影放松一下。可是，片名还没有映出，他就已经沉沉入睡了……

日本《朝日新闻》1985年11月4日，刊载该报驻北京记者加藤在延安采访罗开富后写的长篇报道《单身独步“长征”路》。文章写道：“延安（中国陕西省）11月3日电 加藤特派员 彪炳史册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被一位中国记者用一年的时间征服了。这位记者就是《经济日报》的罗开富。在此之前，他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了沿途山村市镇的变化，每天用电报或电话发回编辑部，以‘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为题连载了三百多篇。中国新闻界公认他是‘在一年时间内行程最远、发稿最多的记者’。”

“……‘我的成功，是和全国读者与沿途居民的鼓励、帮助分不开的。’罗开富说。回顾今年夏季越过的长征途中最大的难关——四川省腹地海拔近五千米的雪山以及荒无人迹的大草地时，他着重强调了藏族青年向导的支持。”

“沿途收到读者来信二百余封。在吴起县，更有包括当年长征参加者拍来的上百封贺电、贺信在等待他。”

“一路上，他采访了一千二百余人，采访笔记有十二本。拍摄了上千幅照片。……罗开富发回的报道，在发行二百万份的《经济日报》的头版，以花边形式连续刊出，随着刊出篇目的增加，影响日益广泛，所载内容，并不纯粹是报喜，也有批评地方干部的官僚主义、国营商店的不正之风、深夜举宴、白日昏睡不起的村干部以及十名村干部中竟有三人是文盲且又是高龄者，和中央‘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相距甚远的现状等等。”

曾先后任《经济日报》记者部主任、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现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庹震在《新长征 新启示》一文中写道：“人生的道路曲折而漫长，闪光的时刻往往是瞬间。对一个人来说，一生可以闪几次呢？他的路：荆棘，荒野，雪山，草地，泥沼……他所写文章的主人翁：老革命家、红军战士、普通老百姓……罗开富用笔和脚，将闪光镌刻在1985年的时轮上。

“有人说，都80年代了，用‘脚板’采访，汽车、飞机不坐，值得吗？爬行在崎岖山道上的罗开富喘着粗气、饿着肚子、擦着汗水说：‘值得，我找到了红军精神！’是的，他发表的一篇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为人们再现了红军精神，使人们亲切地感到红军精神犹在，激励着亿万人民在发扬红军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有所作为！”

“我们还从罗开富同志身上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优秀的记者，应是脚踏实地，不畏艰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记者。‘艰苦奋斗炼就第一流记者，深入实际写出脚底板新闻’，这应该是对罗开富的高度评价，也应是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有力鞭策。”

“艰难困苦”的磨砺 激人奋进——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九）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的话，用在罗开富身上再恰当不过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罗开富，“艰难困苦”的磨砺，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垫脚石和奋勇前进的源动力。

1982年9月，筹办《经济日报》的《中国财贸报》社在京召开记者会，罗开富在会上正式提出“重走长征路”的建议：“我在赣云贵川修过铁路，对长征沿途地区的情况有所了解。但是，现在那里的经济发展如何？人民群众的生活怎样？当年的红军留下了哪些传说？我想去走一走、看一看、写一写。”

2003年，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教授李希光等写的《找故事的艺术》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20世纪，至少有3本写红军长征路上故事的著作，这3本著作都是由资深记者写的，其中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和中国记者罗开富的《红军长征追踪》日记。我把这3本书定为每个学生路上的必读书，从中学习前辈们寻找故事的视觉和采访方法。”

1984年6月14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时说：“中国虽然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但人们依然可以从中国红军的长征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

1984年9月20日，罗开富郑重地向刚刚到任的、也是《经济日报》首任总编辑安岗递交报告，并当面认真地汇报了他“万里长征采访的想法和规划。”“开富同志：你是个幸运者，但你要走的是一条艰难曲折、通向光明的路。这条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岁月流逝，沧桑巨变，而人们永远忘不了这条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永远不会忘记历尽艰险、谱写出壮丽史诗的长征人！”

安岗，这位曾在太行山区办过党报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看完报告，沉思片刻后强调指出：“你要用新闻形式再现当年红军伟大的长征，从而填补历史上没有报纸对红军长征做系统的真实报道的空白，也是为了反击当年反动派在报纸上对红军长征的污蔑和歪曲，同时给今天进行‘四化’新长征的人们以启示。” 

见罗开富连连点头，安岗又对他提出了“苛刻”的重走长征路的“六个必须”：“全程每一米路都必须是徒步，决不弄虚作假；必须按长征的同一时间进行；必须走原路，即使山下或山上有了公路，也要走红军走过的山间小路，不能坐车，要有向导签字；必须每天写一篇文章见报；1935年10月19日，中央主力红军到达吴起镇，必须在50年后的同一天走到；在中央主力红军因战事休整的路段里，必须设法徒步采访红二、四方面军的路线并写出报道。”

经过深思熟虑做出如此决定的安岗，对罗开富深信不疑：“这六条一般人做不到，但罗开富经过非常苦难，上过自卫反击战前线，冒过枪林弹雨，知道什么叫生死存亡和极限人生，写出来的报道一定会更加生动而深刻！”

罗开富，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村人，194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1年9月，他由双林中学应征入伍，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1963年6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罗开富原名叫罗开泰。上小学时，因家里太穷，他总是衣衫褴褛。老师金克勤同情他，建议他改名叫“开富”，寓意“开门见富”。可他初中入学时，因拿不出3元注册费，母亲坐在校外的河边流泪，是何人洁老师帮他垫上了费用。1961年4月，他父亲离开人世，班主任何人洁再次拿出3块钱，帮助他料理了父亲的丧事。

1964年，罗开富参加了被誉为“中国最艰险的一条铁路”——成昆铁路的修建。这条“人们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铺就的铁路”，牺牲的建设者就多达2100人，“平均每500米铁轨下就有一名铁道兵烈士！”回首往事，罗开富的心情异常沉重。

“痛心啊！几乎每一个建成的车站旁边，都有一个革命烈士陵园。”罗开富说，在铁道兵墓地旁，大多都挨着红军烈士陵园，“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起他们的模样，真是太悲壮了！”

“我亲眼看到：在云南中坝隧道的艰难掘进中，和我同一天参军的战友董金官，被爆破隧道的炸药炸伤，双眼球炸飞，下巴和两根手指也被炸断。可他却坚定地说‘我还活着……’”

“我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什么信念和力量，支撑着这些人为了祖国的建设，将他们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在参加铁路施工的间隙，罗开富利用点滴时间，业余报道指战员们的先进事迹，稿件被报社采用1篇后，随之便一发而不可收。

1964年10月，罗开富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团和师新闻干事。同年10月18日，参加铁道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1966年11月，调《铁道兵》报社，采写报道地铁一号线的建设者。当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时，竟忍不住热泪盈眶，自言自语地说：“那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啊！”         

转业后，罗开富先是在《浙北日报》工作，1978年调《中国财贸报》云南记者站。1979年，他作为随军记者，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采访，眼见一位战士倒下时对排长断断续续地说：“不要管我，我是红军的后代……”这句话震撼了他的心灵，不管走到哪里，内心总有一个难以放下的“红军长征”的情结。1983年《中国财贸报》改为《经济日报》，他任云南记者站站长。

“我是穷苦人家出身，是共产党培养了我。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我一直想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靠什么打下了天下，建立了迥别于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罗开富暗自发出了这样的心灵之问。

……

实地采访长征，罗开富并不是第一人。1982年，美国记者汉森走长征路，刚走了几个县，就因脚破腿肿而无法坚持。

1984年，《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携夫人踏上长征之旅，不论乘车、骑马还是坐滑竿，艰难地走了两个月，依旧没有走完全程。在前往金沙江的一条近20公里的崎岖山路上，索尔兹伯里心脏病复发。幸亏人们赶紧用飞机送他去成都抢救，才化险为夷。

在同时期里，还有很多到访长征路的外国记者，不论走多走少，但没有一人爬上五大雪山，更没有一人走进草地沼泽。一些外国记者感叹：“这条路的凶险，是人类难以想象的，后人不大可能征服这条艰险之路！”

1984年10月16日傍晚，在波光粼粼的江西于都河畔，天空乌云密布。43岁的罗开富，背起里面装有笔记本、照相机、指南针、望远镜、毛巾、电报纸、地图册、党史资料、手电筒和水壶等日常用具的行李包，在中央红军跨过于都河的“同一时刻”，迈着沉重的脚步，义无反顾地跨过于都河，开启了他的徒步重走长征路！

“长征是一部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这在1934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今天仍然如此。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

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进陕北，写出了传世名作《红星照耀中国》。因为受限于当时的环境，斯诺并没有机会亲走长征路。但他却惊人地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关于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自幼受红军长征等革命传统的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解放军报》开辟的《长征》专栏，每一期发表的文章、诗歌等作品，罗开富都认真地阅读，以从中吸取营养。无论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工作，他都在红军长征经过的省份或战斗过的沿线，千方百计地寻找红军的足迹。永远的红军，不朽的长征，已融入他的血脉中，渗进他的骨髓里。  

特别是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多半是青春年少的娃娃，他们热血传奇的故事和为信仰献身的精神，使罗开富血脉偾张，涌起弘扬长征精神的热望。他知道唯有传承和光大，才是最好的纪念和告慰！然而，当年长征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却未能以新闻的形式报道过。

罗开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铁肩道义，家国情怀，共同推动着他走上了迢迢万里长征路。从1984年10月17日起，所有关注《经济日报》的读者，便能在每天一版“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专栏里，读到罗开富费尽艰辛采写的文章。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罗开富《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和《红军长征追踪》两部不朽著作的诞生！

“选择亲身体验式踏访，就是要用汗水体会汗水，用寒冷体会寒冷，用饥饿体会饥饿，用病痛体会病痛，用意志体会意志，用激情体会激情，然后把我们这些当代人的感受告知当代人，用亲身经历让大家更真切地认识长征，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作为重走长征路、著作等身、富有传奇色彩的当代著名记者，罗开富在寄语年轻记者时说：“记者首先要做好人。因为我们现在面对各种诱惑，容易产生多种欲望，必须严格自律才行。其实，人的欲望越少，就越感到幸福。”

“我总是这么想：人家把我们当个人物时，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当回事。因为做记者的，到外面去采访报道，人家是很欢迎的，越是这样越不要高估了自己；但反过来说，人家不把我们当人看时，我们一定要自尊、自信、自强。一句话：当记者，首先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当然，我也没有做好，也是边学边干。我们要按照党的要求，努力去做人、做事、做文。”

2019年6月11日，“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于都举行，从中央到地方来自全国30多家媒体的500多名记者参加。在启动仪式的前一天，中宣部领导请罗开富向同行们谈谈当年重走长征路的感悟。

罗开富意味深长地说：“重走长征路是记者生涯对我的馈赠，是精神的洗礼，是灵魂的净化。我遇到的艰难不能同红军先辈们相比，但历经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悬崖洪流，让我感受到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下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是为了继续前行。不忘初心，才能再创辉煌。……我们要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历史照进现实，用长征精神启迪未来！”

“一件衬衣”的托付 蕴含深情——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十）

“爱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感，是刻意追也追不到、求也求不来的；但在不经意间遇到了真正的爱情，那两个人都会感觉到有异常的吸引力。”谈到爱情，罗开富深有感悟地说。

那是1965年秋天，在南疆铁路建设期间，罗开富赴昆明军区总医院采访伤员时，结识了他的爱人鲁萍。当时，鲁萍是医院五官科的医生，在医院的光荣榜里排在首位。鲁萍不仅工作积极、表现优秀，而且品行端正、稳重大方，对来这里采访的罗开富自然热情相待，给罗开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罗开富买了块布料，到街上定做衬衣，离开昆明前拿出加工费和邮费交给鲁萍：“我把地址写在纸上，等衬衣做好后，请您帮忙邮一下好吗？谢谢！”

“好，举手之劳，看您客气的。”鲁萍微笑着瞥了罗开富一眼。

“您不也很客气吗？”望着鲁萍，罗开富也笑了。

然而，半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半年、一年过去了，在随后的两年里，罗开富既没收到鲁萍寄来的衬衣，也未见到她的一封来信或接到她的一个电话。直到1967年12月24日下午，正在新华社校稿的罗开富，突然接到《铁道兵》报社领导的通知：“你忙完工作，抓紧回单位，有人找你有事。”

罗开富感到非常意外，骑车来到民族饭店，见到了鲁萍父亲的秘书。秦秘书见面就问：“你就是罗开富？鲁萍找你结婚来了。”罗开富顿时兴奋得手足无措，心里在想：“我们两年没见面了，她连衬衣都没给我寄，怎么就说要结婚了呢？”

随后，罗开富见到了随父亲开会来京的鲁萍。“久别相见，思而不语，念而不忘，爱而无声。”回忆起两人重逢时的情景，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女跑男追，没有山盟海誓。当时，鲁萍只说了一句‘我把衬衣给你带来了’，我们就决定了结伴永恒。”

“婚期定在两天后的1967年12月26日，我从部队招待所借了两条被子，同事临时腾出的小房间，成了我们的新房，报社全体同志赠送了一个大盘子，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鲁萍的父亲送的一台牡丹牌收音机，是我们结婚时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就在《铁道兵》报社三楼会议室，我们举行了热闹而简朴的婚礼。不久，鲁萍又返回昆明工作。”

世事无常，命运多舛。1969年，罗开富因所谓反林站错队被搞掉领章帽徽，押送到原籍农村劳动改造。鲁萍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随丈夫千里迢迢回到浙江老家。他们每天一起早出晚归，上田间，下地头，干农活，做家务，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水往一处流。原来，离别家乡近9年的三间半破草房，此时还剩下两间半……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有时，夜里下起雨来，两口子就轮流值班，用脸盆接不时漏下的雨水。就是这样，罗开富和鲁萍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互相关爱，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直到罗开富重新回到新闻工作岗位。

细心的同事和亲友很早就注意到：“罗开富是个爱穿中山装的人。”即使是在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遗忘、西装开始流行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总是经常穿一身板正得体的中山装，就像他的为人处世一样，给人一种板板正正的感觉。

早在罗开富徒步重走长征路之前，贤惠的妻子鲁萍就花了32元买来布料，精心为他缝制了两套黑、灰色的中山装。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极个别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人，才到百货商店买衣服，一般人大多买布请裁缝加工，唯有心灵手巧之人自己动手缝制。而罗开富妻子鲁萍，就属于心灵手巧者。

翻阅《红军长征追踪》一书，我从罗开富1984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读到：“今天我计算了一下：我每天的工资是2块2角，补助8角，共计每天收入3元钱。每天烧掉每包2角钱左右的香烟3包，付去每天三餐1块2角钱的伙食费，余下的1元多钱买药品、购蜡烛和手电电池，节省一下，钱够用了。我为自己找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而高兴。”

由此可见，罗开富的妻子鲁萍，当时能舍得花那么多钱，亲手为他出征做两套中山装，不仅实属大方之举，而且是对丈夫爱得深沉和具体。可想而知，这衣服他穿在身上，一定暖在心里，还能激发自信心，增强长途跋涉的驱动力！

对工作高标准，对自己严要求，把党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但生活中的罗开富并不过分讲究，从来都是得过且过。只不过对妻子缝制的中山装，他总是穿得格外珍惜：在长征途中，他经常洗得干干净净，生怕不小心弄脏弄破了。他曾夸赞中山装的功能：系上风纪扣，可以免去围巾，既省钱又暖和；深夜写稿手冷了，还能够插进衣兜里温暖一下；上下四只口袋，可以装许多东西。

罗开富对服装颇有独具慧眼的审美观和观察力：“不论怎么穿，遵义人的穿着都让人看着舒服，甚至很美。这也是因为体形好，也许还与古夜郎以来文化积淀的深厚有关；还有一个原因是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女青年的服装很讲究，简洁的装饰，恰如其分的点缀。

看着这些根据形体剪裁、穿着贴身却不故意夸大、显出精致精美却不小气、自信却不自傲的服饰，使人不敢小看高原上的城市：这里人们的穿着处处折射出文化品位，折射出民族特点，折射出包容和汲取先进信息的内涵。”这是罗开富徒步到达遵义时写下的日记。

1985年10月19日，陕西北部寒风呼啸，雪花飞舞。脸膛黑红、拄着拐杖、身穿深色中山装的罗开富，踏着50年前中央红军长征的足迹，迈着坚定的脚步，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吴起镇。

“在吴起镇收住脚步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净化了一次。从心底里感慨：红军长征确实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功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和自豪，也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丽史诗。”罗开富兴奋地说。

在欢迎的人群中，细心的观察者只见罗开富的双眸，透过镜片露出渴望的眼神；微张的嘴唇，彰显着胜利者自豪的笑容；敞开胸前的雨衣，沙沙作响地飘扬起来；那身庄重的中山装，显得更加笔挺而夺目；交叉斜挎着的水壶与摄影包，令人联想到了驳壳枪和公文包。好一位威武雄壮、豪迈凯旋的壮士！

担任报社领导职务以后的罗开富，因工作关系曾多次单独或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出访美、欧和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但他从未购买高档西装，而是依然穿着中山装一次次走出国门。外国友人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风采和自信。

1987年，罗开富去法国和德国访问，在机场海关接受安检时，同机的旅客受到严格检查，连一支圆珠笔都被拆开了“研究”。而轮到罗开富时，工作人员望着他笔挺的服装与站姿，微笑着用英语和手势对他放行：“中国客人，请吧！”

“为什么对罗开富如此客气？”众人都很奇怪。  

“看来，他们也许认识中国的中山装吧？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穿着民族礼服的中国人，自然应当受到国外友人的尊重！”罗开富不无自豪地说。

2005年4月16日，第7次来到沙洲村，将一条新被子送到徐解秀老人的坟头时，罗开富穿的是中山装；2006年3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面对众多媒体记者的采访时，罗开富穿的也是中山装； 2019年10月，在湖南汝城县出席惜别亭落成仪式时，罗开富穿的还是中山装……

“中山装，顾名思义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服装。”罗开富兴奋地说，“现在的中山装，无论是面料还是做工，都有了显著的改进和提升，是非常美观和精良的，既庄重大气又实用笔挺。我喜欢中山装，我夫人也喜欢中山装，中山装里有情、有意，也有爱，我怎能不爱穿呢？ 我将余生都穿心爱的中山装，这也是我无悔的选择！”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位好女人。”这常言说得真好！对于罗开富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1984年11月14日下午，《经济日报》编辑部与刚刚到达湖南省临武县楚江乡供销社旅店的罗开富进行电话交谈：“……你离开家里有一个多月了，想不想家？”

“想是想。但是任务没有完成，不敢多想呀，我越走越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老区人民想念红军，把我当成了传递消息的信使，在湖南省汝城县，我收到了妻子鲁萍10月18日从云南发出的一封信，到了宜章县，又收到了女儿菲菲的一封信。这些信给我带来了家庭的温暖。”

“你给家里回信了吗？”

“因为每天要走路、要天天发稿，几乎没有时间写信。前天夜里写完稿子，拨亮蜡烛给鲁萍和菲菲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们我很好，请她们放心……”

1984年农历腊月三十，也就是除夕这天，《经济日报》编辑部与徒步采访长征路的记者罗开富，通过长途电话取得联系：“……你在哪里过年？”

“在赤水河畔古蔺县二郎滩黄金村王润钦家。”

“年前给妻子女儿去信了没有？”

“没有。”

“你收到她们的信没有？”

“也没有。因为我最近走的是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的路线，都是在深山里行进，没有进叙永和古蔺县城，信件往来十分不便。”

“她们肯定更想你了。”

“是的。我也想念她们。我相信我们全家都会感到幸福的。因为编辑部对我的信任，使我有机会进行这次有意义的采访。”

1985年2月8日下午6点多，罗开富从庆祝中央红军进驻威信50周年大会会场回到住宿地，看到了日夜想念的12岁的独生女儿菲菲，还有一同来的云南省经委的盛副主任等人。女儿讲着3天的日夜兼程，翻越乌蒙山区惊险异常的情景，他竟激动得眼睛湿润了。

威信县的领导和群众对待罗开富，像对当年红军一样热情关爱。正在和爸爸告别的女儿菲菲，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对爸爸说：“长征路上的叔叔、阿姨们对您真好！”他依依不舍地一边给她擦泪，一边说：“谢谢云南省经委盛伯伯等把你送到扎西，回去后你要好好学习，并告诉你妈妈，让她一定放心！”

1985年6月19日，《经济日报》编辑部与即将翻越雪山的罗开富通话：“你估计，过雪山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听当地爬过雪山的人说，估计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海拔高，气压低，缺氧而引起的高山反应症，还有路滑、风大，很可能遇到暴风雪。”

“你给你爱人写信了吗？她对你爬雪山的事很挂念吧！”

“我爱人鲁萍天天看报，可能知道我快爬山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人人知道，所以她很挂念。我在凉山时，收到她一封信，说她不放心，要来和我一同爬。我回了信，说现在条件好多了，又有报社、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也许她放心了，再没有收到她的信。八个多月来，报社领导和同志们一直为我的身体操心，社领导同志专程来看望我三次，报社还送来了药品。这些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我感到浑身增添了力量！”

“……说句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梦中的她……”曾经作为一名军人的罗开富，也许此时对这耳熟能详的歌词感触更加深刻。

抵达遵义后，罗开富受到安岗总编辑和从云南来的夫人鲁萍的慰问。鲁萍为烟瘾很大的丈夫带来了云南特产的香烟和衬衣，还有13岁的独生女儿菲菲的亲笔信。她默默地陪同、搀扶着丈夫，先后参观了遵义战役牺牲的红军烈士纪念碑、遵义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和遵义会议纪念馆。

知夫莫若妻。罗开富长途采访，而且是在不通公路的偏僻山区边走路边采访，这与在城市及交通便利的地区采访相比，虽然说不上天壤之别，但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看不到报纸，通不了电话，长时间消息闭塞，这是他采访中最大的苦恼。

然而，“这些天，我一有点空，就翻阅妻子鲁萍带来的一大堆报纸。读着，如饥似渴。读完，真有点‘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虽然是几十天前的报纸，对我却很新鲜。我了解到不少国内外的大事，心里觉得明亮多了。说话、做事、写稿就有了底。”罗开富在1985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妻子是个细心人，她给我带来了3个多月来的全套《经济日报》，还把报上登载的中央有关部门和老红军支持我采访的通知、谈话等剪辑成册，使我很受感动。今夜我读到的消息如下。”

“……”

“我读着读着，心潮起伏，这些开国元勋们，有国家主席，有全国政协主席，更多的是正在军队里担任要职，他们心里仍记挂着沿途父老乡亲：半个世纪过去了，人民没有忘记红军，红军也没有忘记人民。”

“我暗下决心：请首长们放心，我一定向你们学习，排除千难万险，坚决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鲁萍的“懂”，对于罗开富来说，胜过千言万语，胜过万两黄金，胜过繁花似锦。这分明是无价之宝啊！

罗开富胜利到达延安时，随总编辑安岗一起赶来迎接的还有罗开富的夫人鲁萍。离老远鲁萍就看到罗开富在向导的搀扶下，瘸着腿，拄着拐，正一摇一晃地缓步向他们走来；头发老长，颧骨高耸，又黑又瘦，左侧半边脸还明显的红肿……

“亲爱的人呐，你可曾知道，有一颗心在为你燃烧。不论是狂风暴雨，不论是在天涯海角，这一颗心永远和你在一道……”

鲁萍啊，这动听的《婚礼》主题歌，是不是也唱出了您的心声？！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罗开富见到鲁萍和安岗时的第一句话就说：“很辛苦，也很愉快。这是我20年记者生涯中，收获最多的一年！”

“……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罗开富：我尊敬的战友，您不觉得这首《十五的月亮》，也唱出了您的心声？！

“同一世界”的性情 与众不同——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十一）

2001年“七一”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前夕，罗开富赴延安采写《革命圣地踏访记》系列报道，晚上按照作息时间，放下筷子就去休息。9点半，准时起床写稿。刚刚进入深度构思状态，这时延安市委书记王侠，匆忙赶来敲门看望：“罗总好！听说您来了，我是特地从二百多公里外的黄河岸边赶回来的。”

“市长在接受采访时，我不是同他讲好了，今晚不见其他领导，要集中精力写稿嘛！”他这样想着，便随口说道：“谢谢啦，您一路辛苦，请早点休息，明早见吧！”沉思中的罗开富，没有开门就婉言谢绝，令这位市委书记万万想不到。

翌日清晨，巍峨的宝塔，已沐浴在万丈霞光之中。辛勤笔耕了一夜的罗开富，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总算定完了稿。突然，他想起昨晚拒见市委王书记，便赶忙联系并到楼下门口迎候：“王书记，昨晚我失礼了，请予谅解！”随后，他们相觑一笑，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7年前，我徒步长征路，走到吴起镇，后来又到延安。17年过去了，我今天又来到延安。我发现我与延安谁也不认识谁了。我无疑斗不过岁月，而延安却变得年轻了。”这个开头是罗开富点着蜡烛，花了好长时间琢磨出来的。为了核实“延安唯一没有变的是它的宝塔”这个细节，他还专门走访当地老人，了解到宝塔为什么没被炸掉，也没被拆掉的故事。

“写稿一定要到现场去，这是我在新闻写作中始终坚持的原则。”罗开富撰写延安的三篇报道在《经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我衷心感谢罗总编对延安革命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并欢迎您再次光临！”王侠专门打来电话。

“我真诚感谢王书记和延安人民对我、对《经济日报》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罗开富这样回应道。

王侠和罗开富，从此成为难得的诤友！

“每天晚饭后，7点半到9点半睡觉；除当年报社值夜班等特殊情况，起床后看书看报，直到凌晨3点；3点到凌晨4点，边喝啤酒边写作；4点半躺下，8点钟起床。”这是罗开富独特的作息安排，并且一直坚持多年不变。

2007年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组采访罗开富之前，获知他的作息时间，好奇之中有些疑惑，记者扛着摄像机，凌晨3点搞“突然袭击”。这位年过花甲的新闻工作者，果真正在烟雾缭绕的烛光中奋笔疾书。

为什么喜欢在深更半夜写作？还要灭了电灯点蜡烛？

“夜深人静，烛光摇曳，就好像置身深山老林，思绪像鸟儿一样，任凭驰骋，只有此时，笔端才能发出灵魂的心声，我的几篇成名作基本上都是在深夜，在蜡烛的照耀下写成的。”罗开富解释说。

经过作者进一步探究发现，夜半三更用蜡烛照明写作，并不是罗开富刻意寻求浪漫，而是他在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的艰苦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习惯。

自幼生性要强的罗开富，在小学五年级写的一篇作文中，因引用“手无缚鸡之力”六个字，而得到老师的肯定和鼓励，激起他年幼的心灵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做完功课就练习作文，时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练就写到了深夜……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罗开富从初中起，就开始给《吴兴日报》《浙江日报》等报刊投稿，尽管都泥牛入海，但他却牢记老师鼓励他的话：“你将来能吃‘笔杆子’的饭。”

从军之后的罗开富，把每月6元津贴费的1/3用来买电池，每天吹完熄灯号，就蒙着被子悄悄地打手电，在被窝里默默笔耕，连续向《铁道兵》报等媒体投到第18篇稿件，才终于见到变成了铅字的“处女作”。他用4元钱稿费为全班改善了两顿伙食，换来了战友们为他用水泥包装袋，糊起的可以点蜡烛写作的“工作室”。

水泥包装袋包不住黑夜的光亮，这种“违纪”现象却逐渐成就了罗开富，喜爱舞文弄墨在全连上下闻名。接着先是被调为连队统计员，让他晚上可以名正言顺地点蜡烛写稿；尔后他被提升为排长，不久又相继被团、师调去当新闻干事；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些好事之后，竟然又接到让他去石家庄铁道学院深造的公函。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毛主席的话回响在耳边，罗开富毅然选择了后者，到师政治部任新闻干事。“我的新闻工龄，就是从那时算起的！”1964年10月，罗开富在读书和使用之间的抉择，也许使部队少了一位出色的指挥员，却给新闻界增加了一个闻名中外的好记者。

“1935年1月7日夜里两点，红军打开了遵义城门。50年后的1985年1月7日，我也必须在同一个时辰进城门。在提前到达城门口的1小时58分的大雨中，我脱下雨衣用棍子一撑当帐篷，搬砖头垒起了‘办公桌’，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下写完稿子，用明码电报发往北京。”这是罗开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一个片段。

在创造卓越成就的过程中，罗开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写作和生活习惯。从学校到部队，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夜战，又经历长征路上 368天不间断的蜡烛照明赶稿，他已很不适应在光线明亮的电灯下写作。加上在《经济日报》副总编和常务副总编岗位上，长达18年的值夜班，以及下基层采访和调研，不到夜深不得休息。

人体生物钟长期固定在一个时段，写作环境时常处在微弱的光线下，他“夜半写作点蜡烛”便这样“习惯成自然”了。 

“我童年时家里很穷，从读小学五年级开始，到高中二年级，从来没吃过一顿早饭。直到现在，我也不吃早饭。这都是那个年代被逼出来的习惯。”罗开富深情地回忆着。

“中午饭，只能吃家里带来的稀饭或用树叶做的糠饼充饥，即便是这样，也有没饭带的时候。同学们在教室里吃午饭时，我就跑到校外的小河边，用手捧着喝几口浑浊的水……”

“同学们知道了我的情况，都悄悄地帮助我，今天你给二两粮票，明天他给半个馒头。正是那段艰难的日子，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贫穷，体会了什么叫饥饿，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友谊。悟出了为何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贫穷使人节俭。罗开富1997年购买的一部手机，用了10年都舍不得丢掉。因年代长久又高频率使用，机壳与机身早已合不起来，只能用松紧带绑着。起初用一根松紧带绑，后来绑了五根，里面的卡得用装牙签的硬纸壳垫着。接不到电话时，他就重新安装一下，再继续使用。

“您作为《经济日报》社的前常务副总编，不可能穷得买不起新手机，再使用这样的破手机太寒碜了吧？”我曾向罗开富询问。

“这手机有什么不好？信号强，键盘灵，能通话，现在有很多人还用不上这样的手机呢！”罗开富不以为然地回答说。

“人生短短几十年，都有从小到老、从新到破的过程。如今，我的年岁大了，党还在尽可能让我发挥余热，就像这部手机一样，虽然破旧了点，但还有被使用的价值，我们为什么不能物尽其用，非要把它扔掉呢？”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罗开富不就是吗！

“从小我就固执己见，参加工作后为了坚持正确意见得罪了不少的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而我觉得当记者就是要有一种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恐吓，临危不惧的精神。”为了坚守这种信念，罗开富差点失去了当记者的机会。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云南记者站任职的罗开富路见不平，写了两份分别反映当时云南省委主要领导和外贸部门某些领导，损害群众利益的内参和批评报道，遭到了追捕、非法调查和严重的打击报复。

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纪委书记陈云、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领导同志的指示和过问下，中纪委和中组部于1982年、1983年两次派出调查组，对罗开富写的内参、批评报道和他本人进行调查，并给予了平反。最终使罗开富重见天日，在新闻队伍中站稳了脚跟。

“人生都会有跌宕，事业都会有沉浮，尤其是做记者，要认准目标，坚持真理，坚定信念，我的人生体验是：在磨炼中成长，在低谷中攀登；人可以输掉时间，但不能输掉锋芒和信心；只有百折不挠，才能最终走向成功！”

通向乌蒙山区的路，大多处在泥泞当中。向导、医生等陪同罗开富上山时，心脏都猛烈地跳动，大口大口地喘气。“谁嘴巴小谁吃亏，谁说话多谁更累。”他一边脱下被汗水湿透的衣服，一边用手杖戳着路边绿茵茵的野菜，并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把它们说得像佳肴名馔一样馋人。

下山时路滑，大伙儿神经绷得很紧。他们一个趔趄一身汗，一步踩滑就手舞足蹈。“我们看谁舞技高，平衡好，跳得美，不摔倒。”虽然罗开富的腿挫伤过，一下坡就疼痛难忍，但他还是谈笑间提醒了大家。傍晚，他们到达目的地，凉湿的内衣紧贴在身上，顿时寒噤阵阵。

在老乡暖融融的炉火旁，只见罗开富端坐下来，一边脱掉鞋袜取暖，一边和老乡大妈亲切地聊天。在素不相识的村民家里，这顿饭他吃得很香，虽然只是“讨”的炒剩米饭，外加一碗酸菜汤、几只红辣椒，但是，他一连吃了三大碗。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泥泞不堪的长征途中，罗开富表现出诙谐幽默、谈笑风生的天性，曾自编自演了“单口相声”，一面模仿虚伪自私的官僚腔调，一面加以冷嘲热讽，把同路人逗得乐不可支，忘掉了艰难和疲乏。他说以前和妻子一起散步时，经常逗得她笑得蹲在路边站不起来……

鲁迅先生说过：“战士的日常生活，并不全部是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是充满着情趣的生活。”其实，在罗开富的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很多情趣。

“我家里养了小猫、小狗等很多小动物，但没有一只‘名牌’，都是在路边捡回来的。原来有条名叫‘欢欢’的小狗，一次意外被车撞死后，让我着实伤心了很久……”罗开富介绍说。

“我们家有个大阳台，常有许多喜鹊光顾。于是，我就放上米和水招待‘天上来客’。家里的小猫出于排外心理，总是和喜鹊争食，早起调停‘猫鹊之战’，成了我每天要做的‘功课’。”

“如果阳台上喜鹊很多，我就把小猫拦在玻璃门内，免得它过去吃亏；如果喜鹊较少，我就放它出去，让猫咪和喜鹊进行较量。一次，猫抓回了喜鹊的一根羽毛，走路时自豪地把尾巴都翘起来了……”

“罗总编，您观察得好细啊！”

“这有什么，不过是记者的基本功之一啊！”他得意地笑了。

“奋斗终生”的信念 矢志不渝——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十二）

新华社北京2017年1月1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到罗开富家里，向他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并认真听取他当年徒步红军长征路采访的经历和感悟，希望新闻工作者多到基层、多到第一线，深化“走转改”、传播正能量。

“您不辞劳苦，常年奔波各地宣讲长征故事、长征精神，内心的支撑动力是什么？”面对作者的提问，有着60年党龄的罗开富回答：“是入党时的那颗初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我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罗开富深情地讲述了当初入党时的故事。1961年9月，19岁的罗开富从湖州市南浔区双林中学高中毕业报名参军，开始了“大熔炉”的军旅生涯。3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原铁道兵8师39团7连8班参加修建铁路桥。

铁道兵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和平建设时期，为祖国的铁路、国防建设和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森林灭火、清雪开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元帅曾欣然为铁道兵题词：“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坚持这一革命精神，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严冬季节，滴水成冰。由于当时缺少机械化的工具，修桥用的水泥，都是干部战士人工搬运。因长期用铁锹搅拌水泥，罗开富的指甲盖都被冻裂了。他有些吃不消，思想上一度产生畏难情绪，打起了“退堂鼓”：作为一个高中生，我为何当铁道兵？整日在山沟里苦干，学不到技术，用不上知识，实乃英雄无用武之地。

然而，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罗开富的心头豁然开朗，对安心部队工作有了新的认识。这天，罗开富的母亲来连队探望他，正赶上开展“忆阶级苦，立革命志”教育活动。他母亲就在忆苦思甜会上，给战士们讲述了罗开富家在旧社会经受的苦难和在新社会翻身做主人的事实：

“我母亲过去到上海看大儿子，目睹了亲骨肉被剥削压榨的悲惨情景。这次来部队看望我，在路上受了风寒，徐连长知道后，连电影都不看，抽时间煮鸡蛋面给她吃。母亲离开部队时，拍着我的肩膀叮嘱：‘是党救了我们一家，你要安心服役，才对得起党啊！’母亲的嘱咐，新旧社会的苦和甜，一幕幕如电影在我脑海闪现。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

1962年4月，罗开富所在的部队，进驻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镇芮家坞村修路架桥。施工中，需要从十几里外的山上把毛竹扛下山，而他的肩上总要比别人多扛一捆。两天下来，他肩膀的皮红肿渗血，也没叫一声苦和累，而是咬牙坚持。时任副连长姚雨水和他开玩笑：“你个高中生这么卖劲，不怕别人说你傻、当铁道兵不光荣啦？”

罗开富笑着回答：“共产党让我们穷人翻了身。只要是为党积极工作，在哪里干都是光荣的！”

1962年入夏，罗开富所在的部队开拔到江西向塘，投入向（塘）乐（安）铁路线的施工。在他的记忆里，他们团营连排的部队，从来没住过营房。铁路修到哪里，他们就在哪里搭帐篷，就地安营扎寨。这次他们却被安排在村里，乡亲们对子弟兵很好，都争着给部队腾房子住。8人一间，虽然是地铺，但比在野外宿营好多了。

“连队指导员李怀玉和排长陈维专及班长周家和的言传身教，对我产生了积极影响。”罗开富回忆说：“向乐铁路线是从山间水稻田里穿过的。炎夏时节，火辣辣的太阳把稻田里的水晒得发烫，稻田里的鱼和泥鳅都烫死了。排长陈维专和班长周家和两人，时常顶着太阳、光着膀子，进行挖土方比赛。”

“他俩口渴了，也不舍得停下，怕被对方超过，就顺手捧起稻田里的水解渴。每天收工后吃完饭，他俩累得常常是脱了一只脚上的鞋，另一只脚的鞋还没脱下，就倒在铺上打起了呼噜。为了让其他战友晚上睡得舒服一些，俩人还悄悄地把铺盖搬到了百姓家闲置的猪圈里……”

罗开富对连队指导员李怀玉说：“我很敬佩排长陈维专和班长周家和，对工作充满干劲和为他人着想的行为。”

“人是有灵魂的，你信吗？”指导员问罗开富。

“人有灵魂？那不是迷信吗？”

“灵魂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排长陈维专和班长周家和的举动，正是体现了他们作为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和凡事先替他人着想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人的精神面貌就会大不一样了。”

“原来因为他们是党员啊！我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入党呢？” 

“要想入党，必须接受党组织的严格考验。” 

“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严格考验！”

在向党组织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罗开富立下誓言：“……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罗开富以实际行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连队党支部经研究决定：把罗开富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从此以后，罗开富暗下决心，时刻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1962年底，在杭（州）长（兴）铁路石山桥的施工中，一个20多米深的沉井，需要有人下到井底进行清淤。罗开富主动请战：“让我来！”

罗开富一边说着，一边在腰上拴好了绳子，然后就顺绳而下滑到井底。20多米深的沉井里严重缺氧，通常在井下作业半小时，就体力支撑不住了，需要立马上来，换人再下去轮流作业，可他硬是坚持要多干一会儿。

营长在井上大喊：“罗开富快上来，这样做太危险！”

“为了党的利益，我什么都不怕！”

为防止意外发生，营长每隔两分钟，就用喇叭喊一次话。清淤完毕后，爬上井来的罗开富，简直就是一个黑泥人，一下瘫坐在地上，一说话才露出白牙……

就是这样，罗开富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和战友们的一致好评。1963年初，他荣立三等功， 6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入了党，并不意味着船到码头车到站。我时常提醒自己：成了党的人，就要永远不忘初心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200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59岁的罗开富从北京红楼出发，历时近3个月，采访调研19处革命圣地。“写稿一定要到现场去，这是我在新闻写作中，始终坚持的原则。”罗开富坚定地说。

这一年，罗开富采写的《革命圣地踏访记》系列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省瑞金市，在致《经济日报》的感谢信中这样写道：贵报精心策划、隆重推出的系列报道——《革命圣地踏访记》系列报道，在众多新闻稿件中独树一帜、脍炙人口，体现出中央级媒体的力量和风范。以其对历史的深情回顾、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这一组大气磅礴的报道，是我国新闻战线献给党的生日最为厚重、最为精彩的礼物之一。

为此，罗开富被瑞金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2001年，《革命圣地踏访记》荣获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一等奖；2002年，罗开富的论文《怎样写好重大题材的报道》，获得中国新闻奖新闻论文一等奖。至此，罗开富成为我国唯一连续两年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记者。

从2003年起，罗开富任第10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后，他担任中国智库即中国经济前沿决策顾问中心副理事长和中国慈善总会新闻界志愿者慈善促进会执委、感恩长征路系列活动总顾问，并多次深入贫困山区协助送医、送药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2007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罗开富提出了《缓解春运高峰 抓铁路也要抓公路》的提案。他通过调查了解到，长途汽车除了安全性比火车差之外，主要就是长途汽车票价过高，他建议如果在春运期间把过路费免掉、公路运输加强管理和节支，把汽车票价降下来，就可以缓解春运出现的火车票“一票难求”的局面。

除此之外，长征遗址的修复工作，把长征史料整理成《长征百问》，接待来访的那些他当年重走长征路时的向导、医生等，都成了罗开富要做的工作。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作为一个对红军长征倾注无限深情、又拥有相关丰富知识的共产党员罗开富，多年来除了一次次重返长征路采访、调研外，还应邀为中央部委、省市机关、部队和大专院校等讲党课、作报告以及参加座谈会300多场，传承了红色基因，弘扬了长征精神。

2015年5月31日那天，天气闷热。依然退而不休的罗开富，因为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整理有关资料而劳累过度，不幸昏迷了三天三夜。可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竟然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不能为党工作了。”

病愈出院后的罗开富，又结合重走长征路采访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榜罗明月忆中秋》一文，发表在2016年9月15日的《经济日报》上，独家披露和证实榜罗镇是：“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中央红军落脚点在陕北的重大决策”的决定地。

忠诚党的新闻事业，始终笔耕不辍，罗开富有时甚至拿生命相搏。应家乡宣传部门的邀请，他撰写《红军长征300问》一书。2019年大年三十，他仍在伏案写作，下午两点时，突然出现呕吐。当过多年医生的妻子给他量血压，发现高压已达202毫米汞柱，于是要求他必须立即休息……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越高，他对党的事业的贡献也就越大。罗开富坚持不懈地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已成为人们公认的“明星人物”。然而，面对荣誉、鲜花和众人的追崇，已过耄耋之年的罗开富却淡淡地说：“我其实也没啥，活着就要为党干点实事，只是尽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重走长征路的独特经历，罗开富在国内外新闻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是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新闻人之一，是20世纪中国六大名记至今仍健在的记者之一，被评为共和国60年传媒影响人物。2022年9月，他入选《新时代党报成就展》展出的100余位优秀党报人名单。有媒体这样写道：“众多成名记者的经历，比如黄远生、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穆青、罗开富等，他们的名字都和知识、艰苦、劳累、勇敢甚至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是啊，“在成名的道路上，流的不是汗水而是鲜血，他们的名字不是用笔而是用生命写成的。”罗开富用光辉的实践，印证了居里夫人的这句名言。

“良师益友”的感召 力量无穷——记红军长征追踪人罗开富（十三）

有道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自从我有幸认识罗开富41年以来，他就像一盏明亮的灯，照耀着我前行的路。我深知自身能力和写作水平极为有限，且业绩平平，但他只要见我在中央媒体发表稍有影响的作品，或是听说我又取得了少许的成绩，或逢新春佳节之际，就会及时地给予肯定和鼓励。

“佩山战友，您不愧是最勤奋、最敬业、文笔一流的新闻工作者之一。”这是2008年春节前夕，他借我的新闻专著《忠诚的人生》出版发行之际，特意写给我的新年寄语。

重情重义的罗开富，在中南海购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邮票珍藏”品，也忘不了他心中的战友：“部长佩山：您用超常的心血、辛劳和汗水奋斗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知。不仅如此，您还尽心关心着每一个人。文品人品皆上品，在铁道兵中不少，您是顶尖的一个。春节倍思亲，寄上在中南海中购得的两枚十七大珍邮和一本台历，以示向您拜年！战友：罗开富。2010年元月9日。”

罗开富著和出版的书：《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和《红军长征追踪》第一、二、三版以及他撰写家乡的《湖州人文甲天下》等，都慷慨、迅速而及时地赠送到了我的手中，使我一次次如获至宝，悉心读来大受裨益。这些都是他艰苦奋斗的成果，勇往直前的见证，辛勤笔耕的结晶！谁知道他为之熬过多少不眠之夜？流下多少汗水和眼泪？付出多少心血和智慧啊？！

……

人间真情，重如泰山。作为战友，能得到罗开富的如此信任、评价和真诚相待，我感到由衷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深感压力重重。我唯有把这些无价之宝，化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不断进取才无愧于他的深情厚谊啊！ 

每当前路遇到艰难时，我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起罗开富。想起他，我就信心坚定，力量倍增。早在1990年10月18日中午，在追记为保卫国家财产不幸被歹徒杀害的原铁道部十四局青年工人何卫红事迹的过程中，我赴广西他的家乡采访。在南宁站下了火车，我们又乘公共汽车前往上林县韦寺村。想不到汽车坏在途中，直到晚上10点多才到上林县三里镇，下车后还需步行七八里路。我背着自己的背包，帮何卫红的妻子提着两个包袱。而她和陪同的韦敏军各背、抱一个睡着了的孩子。   

山区小道，坑坑洼洼，没有月光，稍有不慎，就会跌倒或滑进路边的水塘里。在行进途中，蚊子、蜻蜓、萤火虫，不断地在眼前的空中飞来飞去；在路旁荒芜的草地上，鬼（磷）火在夜色中一闪一闪的，令人望而生疑；在噼里啪啦的水塘里，不时地传出青蛙和癞蛤蟆的叫声，不免让人生烦。对于第一次到这里的我来说，虽然有他们一道，但心里仍少不了有些紧张。   

深秋夜晚，气温虽然不高，但由于从中午在南宁上车前只吃了一碗米粉外，还滴水未进、粒米未沾，这时我汗流浃背，饥肠辘辘。连续乘车，身体累得像散了架似的，提包的两只胳膊麻木酸痛，两条腿也沉重得难以迈步。但我一直就像给他们带路，总是坚持先问怎么走，然后再走在最前面。此时，我真的想起了当年万里长征采访的记者罗开富。他那忍饥、挨饿、受冻，爬雪山，过草地，在丛棘中穿行，在泥潭中跋涉，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生动画面，仿佛就出现在我的眼前……而眼下，我走这段路，吃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我采写的何卫红事迹的长篇通讯《忠诚的人生》，被《中国青年报》（1990年11月16日一版头条）、《工人日报》（1990年11月19日四版头条，配评论《学习何卫红无私奉献精神》）、《法治日报》（1991年2月28日一版头条）、《人民日报》（1991年4月27日二版，题目是《忠诚卫士》）、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山东、河南、广西等地方以及铁路系统的30家新闻媒体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何卫红的家属，先后收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读者、听众来信和18097.98元捐款及衣物、粮票等。

1991年5月4日，“授予何卫红同志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在济南隆重举行。何卫红被山东省和铁道部党政工团追认为共产党员、批准为革命烈士、追授“火车头奖章”和“无私无畏好工人”“无私无畏好青年”等称号。铁道部、山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乃至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向何卫红同志学习的活动。

杀害何卫红的罪犯，在无情的法律面前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委和上林县人民政府，将何卫红烈士的骨灰，从韦寺村东南那座荒凉的山腰上，迁往县革命烈士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还在墓前竖起了一座上书“何卫红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

又如：1993年严冬时节，当我第三次赴京九铁路卫运河特大桥工地采访，出现重感冒剧烈头疼、高烧不退、咳嗽不止、痰里夹带血丝、憋得喘不过气来时，我又想起长征路上罗开富带着伤痛、忍饥受冻、艰难跋涉的动人情景……于是，我一边输液一边继续坚持工作。前后20多天，我伴着不停地咳嗽，相继推出了报告文学《情系神州铁路第一桥》和通讯《卫运河桥上升起一颗星》等作品，先后被多家中央和地方媒体发表，并获《工人日报》年度好通讯一等奖，还在中央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者风采》征文比赛中获二等奖。

再如：1996年5月19日，在采写原铁道部十四局太原修造厂工人通讯员蒙标成事迹的这天夜里，我在时间紧迫、素材凌乱、理不清头绪时；在提炼主体、构思结构、记述故事和描写情节难以推进时；在写什么、如何写、怎样排列组合，乱成一团麻、一锅浆，难得欲写不成、欲罢不忍、真想抱头痛哭时，我再次想起万里长征采访中的记者罗开富，在寒夜里支起帐篷、点亮蜡烛、伏案写作的动人情景……

我暗暗地激励逼迫自己：不写出来就无法向被采访过的人交代，更对不起已经长眠了的同行蒙标成。写作往往是这样，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之后，继续坚持不懈的结果，就是整个的思路才会被打通。一些故事轮廓、一些情景细节、一些段落词句，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就会呼啸着向笔下聚拢。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有些生动之处的字，写得潦草的让外人难以辨认，但我想只要自己认得就行。那篇近万字的长篇通讯的第3稿，就在我这次出发的第7天黎明时分，终于按原定计划拿了出来……

蒙标成事迹的长篇通讯《生命的火焰》，相继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铁路系统与山西、山东和蒙标成家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0多家新闻媒体刊播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读者、听众，纷纷致信、打电话或发电报盛赞蒙标成，称他的人生是“无悔的人生”“平凡中孕育着崇高”，赞他“树起青春的路标”“创造非凡的业绩”，颂他走过的路是“平凡而辉煌的人生之路”“无愧青春好年华”，疾呼“时代呼唤蒙标成精神”“为党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要让“蒙标成永远定格在我心中”“千万个蒙标成在神州大地上涌现”，决心“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做一名合格的通讯员”，愿蒙标成的“英魂永存”“火光不灭”“精神代代相传”！

1999年3月30日上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铁道部联合在济南隆重举行“热爱新闻事业的模范通讯员蒙标成命名大会”。时任中国记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栗国安，号召全国新闻工作者和通讯员向蒙标成学习。他激动地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授予蒙标成“热爱新闻事业的模范通讯员”荣誉称号，蒙标成同志当之无愧！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更是对通讯员史无前例的表彰。他强调指出：这不仅是铁路新闻工作者和通讯员的光荣，而且是全国新闻工作者的光荣，对于建设一支过硬的新闻工作者和通讯员队伍，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还有令人难忘的2004年6月10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十四局集团援建阿富汗建筑工地遭受恐怖袭击，造成中国同胞11死4伤的惨剧，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时，我因车祸工伤造成两根肋骨骨折还未痊愈，但想起重走长征路中伤痕累累仍咬牙坚持前行的罗开富，便立即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为众多媒体人员提供服务和采写有关报道的紧张工作之中。一连十几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由于过度劳累，加上有时阴天下雨，我的胸部受伤处疼痛难忍，常常是一边服用镇痛药，一边捂着胸部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

在整个事件善后处理期间，我除了接待记者和值班以外，还采写发表了30多篇近10万字的新闻作品，是新闻界报道援阿遇袭事件发表稿件最多的记者，为正确引领舆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6月13日夜里，我边写边往《中国铁道建筑报》社发传真，整整发去55页3万多字的文稿，直到早晨6点才从办公室回到家中。

我采写的通讯《洒向同胞都是情》受到外交部领导的好评；长篇报告文学《同胞生命重如山》，被多家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或转载；消息《祖国，您的儿子回来了》，在全国70多家产业报年度好新闻评比中获一等奖，并获新闻界的最高奖——中国新闻奖，是国内近百家媒体数百名记者关于此事件数千篇报道中的唯一。

……

总而言之，我所取得的些许成绩，都是与罗开富这个榜样巨大的感召作用分不开的。我感恩在人生道路上，遇见了这样杰出的良师益友！

后记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言犹在耳。

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采访报道罗开富的事迹，成了我“蓄谋已久”的良好愿望。但是，碍于他过去事务异常繁忙，我实在不忍心打扰他；作为我国新闻界的知名人物，想采访他的人肯定很多，我担心自己排不上队；更重要的是我才疏学浅，笔头不硬，能否负重？若拿不出像样的作品来，那多对不起我最敬佩的人啊！

年幼时，吃不饱，穿不暖，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他却从不屈服；入伍后，修铁路，战塌方，在生死考验中顽强拼搏，他却从未退缩；再长征，路漫漫，水纵横，在艰难跋涉中奋勇前进，他却从没止步。罗开富：他不愧是生活的强者，勇敢的战士，钢铁的巨人！

参军前，他曾为体检未达标流过泪；在部队，他曾为隧道施工塌方中牺牲的战友流过泪；在雪山、在草地、在红军烈士陵园，他曾为搭救他的向导手臂骨折、为朝夕相伴的陪同依依惜别、为无数英雄牺牲的红军将士，一次又一次地流过泪……

罗开富的这些泪，都不是脆弱的泪，而是渴望上进、重情重义、崇尚英烈的泪，是深似海、高如山的深情厚谊，是千金难买的珍珠啊！

好在2023年4月8日这天，我们应约难得在北京相会，从下午5点一直谈到夜晚11点钟。他对我是那样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既真诚地向我讲述了那么多丰富多彩、鲜为人知的内容，又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怎能不使我为之深深地感动？正当我全身心地投入熟悉材料、深度构思和着手写作的时候，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

原来在2022年10月下旬，我在省城一家三甲医院体检后，被查出有直径较大的肺结节，内外科的专家都建议我手术切除。另一家三甲医院的中医大夫为我诊疗后，让我不间断地服用了半年多中药。我自身感觉挺正常的，但在2023年5月下旬，经拍片复查、再复查，发现肺结节增大了不少。多位医疗专家和知名专家建议我尽快手术，我和家人商量并一致同意。在接受进一步检查有无承担手术风险能力的同时，我便加紧了《生命的壮歌》的写作……

我决不能留下遗憾，决不能半途而废，决不能愧对我的良师益友——罗开富。原工作单位与我同时被查出肺结节的一位战友，年龄还小我一岁且身体尚好，做手术却没下手术台就永远地走了；山东老年大学与我正一起上书法课的同学，她的丈夫因肺结节错过最佳手术期，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事实上在我国医疗领域，肺结节微创切除手术正日趋成熟。我并不过分担心出现万一，而是唯恐万一该干的事情没有干完。2023年5月26日晚，我夜以继日地写完两万多字《生命的壮歌》主体部分的基本内容。

翌日上午，我在家人陪同下就匆匆赶往山东省立医院，办理做肺结节切除手术的住院事宜。门诊专家为我开具了电子入院凭证，但胸外科病房的负责人郑重提示：“因为当前再现新冠疫情，有术后感染者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还有的不幸离世。我们建议：你躲过了这波疫情高峰期再来吧！”

“也不能被动地在家里等啊！”家人们为我着急，劝我立马去“医圣”张仲景的故乡河南省南阳市，找一位颇负盛名的中医大夫诊疗，我虽然答应了但并未停止写作。家人要为我预订白天的高铁票，我不肯浪费白天的宝贵时光，就没有同意。

“看病要紧，别图省钱。”“不，夜里在哪里都是睡觉，我想利用白天在家里写作。”于是，2023年5月29日夜里，在夫人的陪同下，我们携带着沉甸甸的电脑和纸质资料及省城医院的各种检查、诊断报告等，乘K15次列车踏上了开往南阳的寻医之路……

就是在这场寻医求药、治疗疾病的漫漫征程中，我不敢有丝毫懈怠，终于完成了5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生命的壮歌》的构思、写作与修改。2023年9月16日下午，在发给罗开富审核、修改后，我再次应约赴京与他面谈。他围绕着长征追踪从两点谈到晚上十点，对如何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讲了具体的意见。由于我水平有限，尽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肯定还会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恳请读者朋友和主人公罗开富老师海涵与批评指正！

我把《生命的壮歌》呈献给广大亲爱的读者，目的就是愿红军长征的精神，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代代相传，并日益发扬光大！愿千万个罗开富式的优秀记者，在神州大地上不断涌现！愿新闻战线乃至全国各条战线上，出现更多像罗开富这样的理想追求者、真理坚持者和敬业奉献者！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通过传承百年奋斗经验，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作者注：照片除署名者外，多为主人公和作者提供，少数照片、油画来自网络，特向摄影者和画家真诚致谢！）

李佩山简介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特约研究员、中企联企业管理咨询山东专家组成员，曾任中国铁道建筑报记者、记者站站长、中铁十四局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和《人民日报》特约撰稿人，出版新闻专著《忠诚的人生》，荣获中国新闻奖、首届“全国铁路优秀新闻工作者”、首届和第二届“山东省优秀青年记者”“山东省十大杰出职工”和“中国企业文化突出贡献人物”等称号。在中央领导同志题写颁发的《中华魂》牌匾上镌刻着：“李佩山同志：您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的突出贡献，已被载入大型文献《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英才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