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中国外交思维和应对上要有四创新

　　

 

    编者按：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国际局势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突发性的特点愈加鲜明。在即将过去的2011年，西亚北非地区持续动荡，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国家治理的理念；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金融危机开始向政治和社会危机转移；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新变化，形势日益严峻。

为进一步了解和研判正在发生变化的国际局势，继去年举办首届“纵论天下”国际形势研讨会后，12月16日新华网再次邀请专家学者们齐聚一堂，畅言2011年国际战略格局出现的新变化，并展望未来发展的趋势。新华网希望通过举办“纵论天下”系列研讨会，传递各位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帮助网民消除对很多国际热点问题“怎么看”的困惑。

新华网每天推出数位专家的精彩演讲，本文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崔洪建就欧债危机和中欧关系发表演讲的主要内容。

    2011年12月16日，新华网“纵论天下”系列研讨会第二场《2011国际战略格局新变化和未来趋势》在京举行。图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崔洪建在发表演讲。新华网 陈杰 摄

    我主要谈三个方面问题。一是如何看待欧债危机；二是关于当前的中欧关系；三是在国际局势剧烈变化下中国应当有的外交思维和应对。

    欧债危机呈现出四对博弈关系

    首先是对欧债危机的看法。现在我们从内部观察得到的印象和从外部得到的信息不一致；通过媒体来看和深入到其体制内部去观察的结果也不一样。但现在基本清楚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欧债危机呈现出的四对博弈关系：

    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博弈。这里所说的市场包括债权人（主要指银行的私营机构和个人）、评级机构甚至媒体，它们代表市场的力量。市场力量是主动的，政府力量是被动的，所以欧债危机整个走势是市场在进攻、政府在防御，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在市场波动面前像“挤牙膏”似的应急行动。

    二是国内政治和地区政治的博弈。每个欧洲国家都要平衡来自国内选民和与其它国家采取协调行动之间的压力。比如默克尔到布鲁塞尔参加峰会、提出救助方案前要先看地方选举的情况，要确保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所以现在对欧洲国家领导人来说，应对债务危机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政治操作，这是由他们所谓“民主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决定的。

    三是成员国之间的博弈。如法德之间的博弈；而且欧元区和欧盟内部还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北欧集团、南欧集团和东欧集团等等，它们之间的利益也有一个经过博弈而后重新平衡的问题。

    四是旧体制和新治理之间的博弈。欧债体现出财政政策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福利体制不可持续等问题，因此需要变革体制，但旧体制存在巨大惯性，变革的力度如果拿捏不好就可能夭折。今年欧洲社会出现许多动荡局面，就是因为旧体制的惯性在起作用，对紧缩政策和社会改革做出反弹，这是一个观察的视角。

    至于危机的前景，从短期来看欧洲各国已初步达成共识，即要解决欧债危机问题必须找到一个政治的解决方案，也就是继续推动一体化。欧盟最近提出要建立“财政联盟”的构想，实质上就是这种政治努力。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一体化的倒退，比如欧元解体或者欧盟出现分裂，比如最近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修约问题上表现出的摇摆和游移。

    从中长期来看，欧洲的经济结构也必须调整，但向什么方向调整也有分歧，比如“再工业化”还是“去工业化”的问题。而且目前的政策本身也有内在矛盾，导致欧债危机长期持续。因为一方面为了削减债务负担并且给市场树立信心，就必须搞紧缩政策，但紧缩政策本身又是不利于实现增长的，而主权债务的信用和清偿是要靠GDP增长来维持的。

    同时欧债危机已波及政治领域。今年南欧五国政坛已经全部重新洗牌，左派政府下台，右派取而代之。但是明年法国大选会不会是左派在西欧重起的一个指标，还须要观察。但问题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政党上台的政策选择余地都很小，都不安稳。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先直接反映在中国手里的欧元区债务如何保值的问题上。英国媒体说中国持有8000亿欧元的欧元区公债，大概是9600到10000亿美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中国现在持有的美国国债也才11341亿美元。第二个影响是中欧贸易。今年7月份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了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中欧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双方在经贸上的相互依赖更深了，而欧债危机使得这种相互依赖更加复杂：一方面欧洲进口下降，中国出口压力增大；另一方面欧元持续贬值有利于欧洲商品对华出口。这对中国的贸易结构调整形成外部“倒逼”的压力。

   如何看待中国救欧债问题

    关于中欧关系。本来今年中欧关系的开局良好，双方都希望有所突破，在年底峰会时拿出一些积极地成果来。因此中欧之间通过对比“十二五”规划和“欧洲2020战略”来积极探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并且寻找一些可以开拓的合作领域，比如要在政治、经济之外加强人文、社会方面的交流合作。但下半年以来，中欧关系有被欧债危机“绑架”之嫌，中欧会议由于危机而被推迟，现在又被简化成中国要不要“救”欧债的问题。但是中欧关系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和前景。

    我们首先应该解决怎么看欧洲的问题。实际上欧洲在中国的战略视野里一直不易界定，只要涉及安全和经济，美国就成了中心话题。欧洲人对G2的提法很不满，认为被边缘化了。但欧洲对中国的影响更多的是长期性和软性的。比如欧洲长期以来是中国的第一大技术来源地，技术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欧之间也不存在激烈的战略竞争关系，没有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现实可见的利益冲突。

    另外，中欧相互借重的余地很大。对欧洲了解得越多，就会发现需要向它学习的东西也越多。我们现在的政策重心要从专注于增长转向增长与管理相平衡，在如何更有效利用资源、分配社会财富和精细化、人性化管理方面应当更多地向欧洲学习和借鉴。

    至于要不要救欧债的问题，首先要做区分。在纯粹的金融层面，应该对我们手里8000亿欧元的欧债要不要保值、如何保值做一个基于市场的判断。其次，在经贸层面也应该对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的影响做出判断。最后，应该还有一个政治、外交和战略上的判断。三个层面的判断逻辑不同，因此结论也会有所差异，但不能因此出现混乱。政策应当立足于事实但更应当有预期。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作出战略层面上的最终判断，不如退一步先设立两个原则：一是“救穷不救急”。

    欧债危机的根子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GDP增长不力，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它发展经济，做一些中长期的规划；二是“救欧洲不如帮德国”，担忧“帮”欧洲得不到回报的一个原因是欧盟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欧盟的复杂决策机制有可能消解掉中国的好心和努力，我们也不擅长和这样的组织打交道。那么就来帮助在欧盟经济实力强、能量大的德国，通过它来实现帮助欧洲、又有回报的目标。最后也很重要的是，考虑到复杂的舆论环境和利益博弈格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深思熟虑、前后一致的政策宣示。